庚子赔款

德、法、俄、英、美、日等11国

辛丑条约

4.5亿两白银

约9.8223亿两白银

背景

辛丑条约

庚子年〔1900〕八国联军侵华，清政府与德﹑法﹑俄﹑英﹑美﹑日等11国驻华公使，于1901年9月7日在北京签订了《辛丑条约》。其中第六款规定，赔偿各国关平银4.5亿两，年息4厘，分39年还清，本息合计982238150两（在时势变迁之后，因种种不同原因，中国对各国的赔款或减免、或停付。因此，庚款的实际总额小于此数），若再加地方赔款，则逾10亿，以关税﹑常关税和盐税作抵押，通商口岸的常关也归海关管理。

1900年，中国的庚子义和团运动引致八国联军武力干涉。1901年9月7日上午，清廷全权代表奕劻和李鸿章与11国代表签订了《辛丑条约》。

《辛丑条约》第六款议定，清政府赔偿俄、德、法、英、美、日、意、奥八国及比、荷、西、葡、瑞典和挪威六“受害国”的军费、损失费4亿5千万两白银，赔款的期限为1902年至1940年，年息4厘，本息合计为9亿8千万两，是为“庚子赔款”。其中俄国以出兵满洲，需费最多，故所得额最大，为1亿3037多万两。中国当时的人口大约45000多万人，庚子赔款每个中国人被摊派大约一两银子。

《辛丑条约》中规定，清政府向西方八国共赔款白银4亿5千万两，美国应得到其中的3200多万两，折合2400多万美元。在其后的1903-1905年“付金付银”交涉和1922-1924年的金法郎案交涉中，中国背负的赔款又先后增加了800万两白银和7000万两白银。

赔款过程

各国的分配比率以俄国最多，计28.97%，德20.02%，法15.75%，英11.25%，日7.73%，美7.32%，意5.91%，比1.89%，其余都不足1%。还本付息定在上海办理，先由汇丰﹑德华﹑道胜﹑汇理﹑正金五银行经收。次年美国花旗银行在上海设行，参加组成银行委员会，所收本息摊交各国所定银行。清政府以关税收入仅能抵偿旧借外债，为筹还赔款计，将年额2121万余两摊派各省﹑关，从而引起田赋﹑丁漕﹑粮捐﹑契税﹑当税﹑盐斤加价﹑关税﹑厘金﹑统税和各种苛捐杂税的不断增加。在偿还该赔款时银价跌落，各国坚持按“应还日期之市价易金付给”，到1905年，镑亏积欠120万英镑(合银800万两)。4月26日清政府为支付这项差额，向汇丰银行借款100万英镑，年息5厘，20年还清，本息合计1525000镑。以关税及山西省烟酒税厘金作抵，债票按97%在伦敦发行，市价 99%～103%。这项借款实际是庚子赔款的追加负担。

1909年起，美国将所摊浮溢部分本利退回，充作留美学习基金，到1924年6月退回余款本利1250余万美元，作为中国教育文化基金。1917年12月起，大部庚款缓付5年，德奥部分因战败取消，和俄国缓付部分，都拨作国内公债基金。1924年5月底苏联政府声明放弃俄国部分庚款，于清偿所担保债务后，完全充作提倡中国教育款项。1925年法﹑日﹑英﹑比﹑意﹑荷等国都先后声明退回赔款余额，并订立协议，充作办理对华教育文化事业，或充作外国银行营业费用和发行内债基金之用。这种退回庚款的实际使用，大都由中外合组的管理委员会主持。

1911年初，利用庚款而专门为培养赴美留学生的清华留美预备学校正式成立。在清亡以后继续利用庚子赔款选拔留学生。1949年掌管“清华基金”的杰出教育家梅贻琦先生到台湾后，又利用这笔款项创办了新竹清华大学。

随后，英国、俄国等国也有庚子赔款，也是用于教育，具体多少钱无法准确核实了。 

影响

这种以掠夺为内容的经济制裁，留给赔款者的是深重的民族苦痛。其一，从1895年到1913年的18年里，中国民族资本开设的厂矿共有549家，其中资本在100万元以上500万元以下者，不过17家而已。但截至庚子赔款最后减免或停付为止，中国历年所付白银已达6.5237亿余两，折合银元近10亿。以此量彼，可以见巨量资金流失之下民族经济生机被压抑的程度。

其二，据当时各国调查，中国全年财政收入为白银1亿两，而支出则需1.1亿两，这使得中国不得不将外部的压力转化为内部的压力：每年赔款均分摊入省，各省又分摊入州县，州县复分摊于各色人等。最后的结果是丁粮加派和旧税愈重、新税愈多，中国社会的每一个人都承受了庚子赔款之苦。由此产生的一个结果是使得人们更加憎恶外国列强；另一个结果则是抗捐抗税的斗争成为民变主要内容之一。在晚清最后十年里，它们促成社会矛盾的进一步激化，为后来武昌起义的猛烈一击准备了某种现实的条件。这两种结果，都显示了经济之转化为政治，影响了社会，促成了半殖民制度的确立和半殖民地程度的深化。

各国退款

美国

1904年12月上旬，中国驻美公使梁诚就中国的赔款是用黄金还是用白银一事，与美国国务卿海约翰据理力争。谈话间海约翰透露出一句：“庚子赔案实属过多。”这一信息立刻被梁诚捕捉。这说明美政府已发现其有关部门在上报庚子之乱的损失之中，有“浮报冒报”的现象。梁诚非常机敏地放弃了谈判战略，不再去和海约翰纠缠赔款用金还是用银的了，而是“乘其一隙之明，籍归已失之利”。于是他不放过任何机会，在美国国会及议员中四处游说退还不实赔款。1906年初美国伊利诺大学校长爱德蒙·詹姆士送呈总统西奥多·罗斯福一份备忘录，要求美国政府加速吸引中国留学生到美国去。同年3月6日美国传教士明恩溥到白宫进谒罗斯福总统。他建议总统将中国清政府的庚子赔款退还一部分，专门开办和津贴在中国的学校。1907年明恩溥发表《今日的中国和美国》一书，他在书中指出，应该多让一些中国知识分子去美国留学。

在明恩溥等人的推动、鼓吹下，罗斯福给国会提出了一个咨文，指出：“我国宜实力帮助中国厉行教育，使此巨数之国民能以渐融洽于近世之境地。援助之法宜招导学生来美，入我国大学及其它高等学社，使修业成器，伟然成才，谅我国教育界必能体此美意，同力合德，赞助国家成斯盛举。”

1908年5月25日，美国国会通过罗斯福的谘文。同年7月11日，美国驻华公使柔克义向中国政府正式声明，将美国所得“庚子赔款”的半数退还给中国，作为资助留美学生之用。留下的那部分“实应赔偿”，内容包括美国出兵中国的军费赔偿及美在华商人与传教士的损失赔偿。

当时为什么美国人想用退赔的庚款办学呢？美国伊里诺大学校长詹姆士在1906年给罗斯福的一份备忘录中声称：“哪一个国家能够做到教育这一代中国青年人，哪一个国家就能由于这方面所支付的努力，而在精神和商业上的影响取回最大的收获。”“商业追随精神上的支配，比追随军旗更为可靠。”因此他敦促美国政府采取措施通过吸引中国留学生来造就一批为美国从知识和精神上支配中国的新的领袖。

1908年10月28日，两国政府草拟了派遣留美学生规程：自退款的第一年起，清政府在最初的4年内，每年至少应派留美学生100人。如果到第4年就派足了400人，则自第5年起，每年至少要派50人赴美，直到退款用完为止。被派遣的学生，必须是“身体强壮，性情纯正，相貌完全，身家清白，恰当年龄”，中文程度须能作文及有文学和历史知识，英文程度能直接入美国大学和专门学校听讲，并规定他们之中，应有80%学农业、机械工程、矿业、物理、化学、铁路工程、银行等，其余20%学法律、政治、财经、师范等。

美国用心良苦的教育计划，成效卓然。考取庚子赔款（胡适是第二批）而留美的中国学生，在后来的几十年间成了中国学术界最闪亮的明星，而他们的言传身教，又深深地影响了后来者。

到了30年代，美国已超过日本，成为中国留学生最多的国家。而同时，美国人在中国建立了12所教会大学，这其中包括赫赫有名的燕京大学。教会医院则出现了协和医院，洛克菲勒基金会则资助了中国学者们的农村调查与考古行动。 

英国

1926年初，英国国会通过退还中国庚子赔款议案（退款用于向英国选派留学生等教育项目），即派斯科塞尔来华制定该款使用细则。当时，胡适是“中英庚款顾问委员会”中方顾问。

苏俄

1917年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成功后，苏俄政府宣布放弃俄罗斯帝国在中国的一切特权，包括退还庚子赔款中尚未付给的部分。俄国人在中国的特权也将取消，而所有这些的交换条件只有一个：北洋政府承认新生的苏维埃政权。 1924年5月，两国签订《中俄协定》，其中规定退款用途，除偿付中国政府业经以俄款为抵押品的各项债务外，余数全用于中国教育事业，由中苏两国派员合组一基金委员会（俄国退还庚子赔款委员会）负责处理。

法国

法国庚款退还余额总数为39.158万余法郎，折合美金为7.555万余元。此项余额总数，按照协定自1924年12月1日起，至1947年止。逐年继续垫借中法实业银行，作为该行发行五厘美金公元担保。而中法实业银行即以此项美金债权，充作四项费用之用：1．换回远东债权人所持之无利债券；2．办理中法间教育及慈善事业；3．代缴中国政府未缴清之股本余额；4．拨还中国政府所欠中法实业银行贷款。

1920年初，李石曾与蔡元培、吴敬恒，利用庚子赔款，创办中法大学于北京。先生任董事长，蔡元培任校长。同年冬，蔡元培与先生再度赴法，与法国里昂市长赫礼欧，里昂大学医学院院长雷宾等，合作设立里昂中法大学协会，决定在里昂成立中法大学。

其他国家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英、法、俄等协约国劝说中国参加协约国对德作战，借此打击德国在远东的利益。为此中国曾向各国提出缓付庚子赔款，希望延付10年，日、意、俄等国都表示同意。

1917年8月，中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当年即停付德国之赔款。1919年凡尔赛和约第128款规定德国放弃1917年3月14日以后的赔款，德国赔款即告终止。奥匈帝国瓦解后，奥地利和匈牙利分别于1919年和1920年放弃所占奥匈帝国赔款也至此结束。俄国的庚子赔款，先后经过缓付、停付，最后声明放弃。1917年俄国发生十月革命，中国开始考虑停付俄国庚款。1920年苏俄政府下令取消内外国债，冻结存款。1924年中俄双方签订解决悬案大纲协定，苏俄政府表示抛弃俄国部分之庚子赔款，并声明该款所担保的各种优先债务清偿后，完全充作提倡中国教育款项之用。至此，俄国赔款也告结束。比利时在1925年订立中比协定退还庚款。意大利于1933年订立中意协定，退还庚款。荷兰在1926年将庚款全部还给中国，但指定用于水利事业65%，文化事业35%。

日本的退款，发生的波折和争执较大，日本始终坚持以挪用庚子赔款的手段，在华搞所谓的“文化事业”，1923年至1936年的部分事业略具亲善旨意。从中可以看出美国与日本在侵华中的矛盾。日本的退款中国无一团体申请到补助。其次是用于留日学生的补助。三是用于日本在中国设立的学术研究机构及中日文化交流。1936年以后则用于侵华战争。 

实际赔款数目

《辛丑条约》的赔款总数在10亿两以上，后来由于形势的发展，经过延付、停付及退还，实际赔款并没有达到这个数目。据历史资料统计，至1939年1月15日国民政府财政部发出通告宣称停止支付庚子赔款为止，1902-1938年这37年间，庚子赔款总计实付之数为6.64亿海关两，扣除美英等国退款等，中国实际支付给帝国主义的赔款数额共五亿七千六百多万两，约占总数的58%。

退款的使用

庚款奖学金

对于庚子赔款退还部分的用途，徐世昌主张用此款开发东北，袁世凯主张用于实业，而时任清政府外务部右侍郎的梁敦彦则力主开办学堂。梁敦彦的主张恰好与美国政府计划一致，1908年，他代表清政府与美国签约，中国自1909年起每年选派100名留学生赴美学习，直至1940年。根据中美协议，清政府成立了“游美学务处”，梁敦彦还推荐同为第一批留美幼童的唐国安主持赴美留学事宜，唐国安也成为清华大学第一任校长。 

经过美国政府同意之后，乃有庚款的第一批退款。1924年，美国国会二度通过同样法案，乃有庚款的第二次退款。这样才成立了“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简称“中华基金会”。这当然又是另一件事了。

由于庚款的第一批退款，经过中美两国政府交换说帖之后，乃有第一批所谓“庚款留学生”赴美留学。第一届的四十七人之中包括后来的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以及其他后来在中国科技界很有建树的许多专家。第二届七十人是在1910年在北京考选的，然后保送赴美进大学深造。另外还有备取七十人，则被录入于1910年至1911年间所成立的“清华学校”，作为留美预备班。 

宋旭轩曾对庚款留学史作过一番简明扼要的记述。据宋文，美国于1909年至1917年间退款实额如后：

1909—1910：每年843094.90美元

1911—1914：每年541198.78美元

1915：724993.42美元

1916—1917：每年790196美元

1909—1917：合计6156370.34美元

据胡适口述，以“庚款”作中国学生留美费用，系出自中国政府“自动提议”，亦与宋文所引伯顿（CorneliusH.Patton）之言不符。

山西大学

其实，早在美国政府同意用庚子赔款建立“留美预备学校”之前，庚子赔款就已经用在中国高等教育。1901年9月，清政府与八国代表签订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 《辛丑条约》议定，清政府赔偿俄、德、法、英、美、日、意、奥八国及比、荷、西、葡、瑞典和挪威六“受害国”军费、损失费4亿5000万两白银，是为“庚子赔款”。　在山西的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积极筹划，利用庚子赔款的一部分，建立了山西大学堂。

1840年之后，西方用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自清军入关以来闭锁的国门。西方的文化思想与生活、生产方式迅速传入中国。其中，传教士作为传播的媒介载体、西方在中国的代表，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因其宗教理想与当时的政治背景相互结合，其身份变得极其特殊。19世纪末爆发了震惊世界的义和团运动。山西也发生了杀死传教士和教民的山西教案。  

1901年，在义和团运动中，山西仇杀天主教主教、教士130余人，教案特别严重。在处理教案问题中，在山西传教的英国耶稣教浸礼会传教士李提摩太（RichardTimothy）于1901年3月曾向清廷议和全权大臣李鸿章与奕劻提议，以“庚子赔款”中的一部分白银用于在太原创办一所近代中西大学堂，选拔全省优秀学子入学，学习近代学十年为止，设立学堂，教导有用之学，开导晋省人知识。李提摩太向英方提出，从庚子赔款中拿出50万两返还山西，用于建立一所西式大学，以“克服人们的无知和迷信――这种无知和迷信正是导致对外国人的屠杀的主要原因。今天的山西大学还有李提摩太的雕像。

清华大学

清华基金的由来

中美双方商定，在北京由清政府外务部负责建立一所留美训练学校。唐国安参与“庚款留美”的具体组织工作，担任外交部、学部所共属的“游美学务处”会办，进而成为清华学堂副监督、监督 。1909年6月，北京设立了游美学务处，这就是清华大学的雏形。1909年，学务处在史家胡同招考了第一批学生，从630名考生中，录取了47人，于10月份赴美。1910年，唐国安为游美学务部肄业馆选址清华园，经奏准取名“清华学堂” 。1910年8月又举行了第二次招考。400多人应考，最后录取了70人。这第二批庚款留美学生中，后来出了一个大名鼎鼎的胡适，他当年考了个第55名。同榜中还有后来的语言学家赵元任、气象学家竺可桢等。

1911年初，利用庚款而专门为培养赴美留学生的清华留美预备学校正式成立。1912年10月17日，清华学堂更名为清华学校（清华大学前身），唐国安被任命为第一任校长[1]。在此后十多年间，据统计，由清华派出的留美学生就达1000多人。1928年8月17日，清华学校改名为清华大学，罗家伦出任校长。那一年开始公开招考留美公费生,1933年，又开始公开招考第一批庚款留英学生。

美国的退款，产生了很大的国际影响。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北京政府于1917年8月对德奥宣战，并停付庚款。大战平息后，中国也涉足于战胜国的地位，各国都表示愿与中国“友好”，以便用和平的办法维护和扩张其在华利益，所以都紧步美国的后尘，陆续放弃或退回了庚子赔款余额。退款被广泛地应用到中国的教育文化事业和实业中。只有日本分文不退，用这笔钱财发展军备，建立教育，迅速成为20世纪的强盛帝国。

1924年，美国国会通过决议，将其余的庚子赔款用于中国，成立“中国文教促进基金会”（或称“中国基金会”），掌管的金额为1254.5万美金，北洋政府任命了由10名中国人和5名美国人组成的托管董事会。其中的相当部分金额以奖学金的方式提供给清华大学。由于这样的一种特殊的经费来源和运作模式，清华从创建伊始，在诸多方面就已经具备了自己的一些特别的优势和办学条件，也因此而有别于国内的其他大学。这样的环境也给了梅贻琦治校在客观上奠定了一定的物质基础和提供了必要的办学条件。国外的历史学家评论道：“清华其成功的一大秘诀是，当其他院校求助于军阀政权不稳定的施舍时，清华的年度预算是有保障的。”这种观点虽暗含夸大美国所起的作用之意，但基本还是公允的。

由于清华的经费来源较为充裕，使其办学亦有相当的自主性，这些条件又对治校方面自然产生一些影响，促进了清华在学校的管理制度方面和运行机制上逐渐地形成一套独立的、具有清华自身特点的东西，并由此产生了一些特殊的体制和风格，乃至后来清华校风与学风的逐步形成，都与此有千丝万缕的内在联系。而这种特征较明显的反映出来的一个例证，即是20－30年代初期，清华大学出现的几次大规模的学校风潮。其中，清华校长多次易人，竟有十几任之多，甚至出现清华几年没有校长，由校务会议维持的尴尬局面。

今日运作情况

1949年，清华校长梅贻琦前往美国处理“清华基金”保管运用事宜。1956年，清华在台建校，梅贻琦借用清华基金利息补贴教授薪水，并兴建宿舍。清华基金的经费来源，是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代管庚子赔款的红利等。新竹清华大学校长陈力俊介绍，即使到当前，每年还收到庚子赔款支票。他说，外界常以为清华基金是两岸清华各取一半，但根据他和北京清华校长顾秉林的确认，证实这笔基金仅拨给新竹清华。

背后的故事

李鸿章

李鸿章的一生满是悲壮和凄凉的，他以外交能手自负，却无法改变大清国被动外交，遭遇割地赔款的局面。最终，他带着遗憾离开了人世。

他和曾国藩、左宗棠、张之洞并称为晚清中兴四大名臣；日本首相伊藤博文说他是大清帝国唯一有能耐可和世界列强一争长短之人；慈禧太后说他是“再造玄黄之人”；他被西方誉为“东方俾斯麦”，与德国的俾斯麦，美国的格兰特并称十九世纪三伟人。

他曾以仅仅9000名刚刚招募的淮军，便打败了太平天国的军事天才忠王李秀成率领的10万大军。因此，他成了上海富商和上海租界英美法等国眼中的救世主。他是洋务运动灵魂人物，有的洋人不知道有皇帝而知道有他。

1883年美国总统格兰特接受《纽约时报》采访，谈及自己在国外所遇到的四个最了不起的人分别是：法国首相甘贝特、德国首相俾斯麦、英国首相格兰斯顿和中国的李鸿章。

李鸿章是洋务运动四大领袖人物里面办实事最多的人。他认识到西洋文化的先进性，那时清王朝和列强特别是日本的关系已经紧张，各国对满清虎视眈眈，他曾说：“中国但有开花大炮、轮船两样，西人即可敛手。”他主办的洋务中有500多个中国第一，200多个亚洲第一。他是中国近现代电力、电讯、邮政、金融、外贸、铁路、航运、冶金、造船、教育、翻译、出版、海军、兵器等多项事业的开山鼻祖。他培养出来的高级人才数不胜数。

他也是个有高瞻远瞩的人，他是清廷第一个提出防日战略的人。他曾大声呐喊：奋起护我“蓝色疆土”，大中华的每一寸土地、每一片海洋，都不容外敌觊觎。他曾系统提出防范日本及其他西方列强。

李鸿章若生于盛世，必流芳百世，可惜他生于乱世，虽也大有作为，但仍遗臭万年。用“生不逢时”四个字来形容李鸿章的一生再合适不过，李鸿章有大智慧，比起守旧派，他能清醒地看到中外形势，尽管作为满清重臣，他无法跳出自身的局限，但他依然在保皇的前提下，大力改革。

李鸿章一生中最令人诟病的便是他签订的《马关条约》，曾经清大臣第一人的李中堂从此成了涣散中华民族精神的卖国贼、苟且偷生的小人。

其实说是他签订的，实在是冤枉他了。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是慈禧太后叫他去签的，换句话来说，是慈禧太后要签订《马关条约》，李鸿章只是替慈禧太后背了黑锅。这并不是李鸿章个人的过失，而是整个大清朝已走向没落。慈禧太后大权独揽，她说要签，谁都为之奈何。

李鸿章铮铮铁骨，满腔爱国情怀，大力改革后仍要接受丧权辱国的局面，那种心情，当真是如人饮水，冷暖自知。日本人只给他说三个字的权力，签，不签。李鸿章知道自己的任务，但他依然咬牙说不签，日本人大怒，拿枪用枪托打在李鸿章的头上，李鸿章的脑袋登时冒出血，他面无惧色，仍然说不签。

对不怕死的人谁最没辙的，日本人面对这样视死如归的人，敬佩之余也十分无奈，不能让李鸿章妥协，只能向慈禧太后施压，慈禧太后闻言，连忙给李鸿章传话：这约得签，不管日本人说什么，能换和平就好。

李鸿章说到底是满清重臣，他无力摆脱这沉重包袱，他妥协了，不因日本人的恐吓，不因他随时都有生命危险，而因中国内部的压力。签约是肯定的，但在具体条款，他还在坚持。慈禧派李鸿章去是对的。为了国家他可以强硬到不怕死，也可以“软弱”到放下他高贵的重臣架子。

为了争得条款的些小让步，李鸿章堪称付出了最大努力，但作为战败国使臣，毕竟没有讨价还价的资本。陆奥宗光回忆：“起初就偿金二亿两，他要求减少五千万两，视不能达此目的，他则乞减少二千万两，最后他竟对伊藤全权哀求以此些少减额为其归途之饯别。此等举动以李之地位而言实有失其体面。”

有一个细节不容忽视，《马关条约》是李鸿章做为代表签订的，但最终决定权在慈禧太后，李鸿章一辈子谨小慎微，签订《马关条约》的所有历程，他都如数上报慈禧，换而言之，慈禧对中日谈判的全过程和最后结果都了如指掌，李鸿章在日本硬撑，慈禧却在筹备寿宴，她不想打仗，她告诉李鸿章，不管日本人说什么都答应。

世人对他的痛恨可以理解，但客观分析，真正卖国的是慈禧太后，李鸿章权力再大，也只是慈禧太后手里的棋子，慈禧太后的决定他无力改变，慈禧太后才是议和卖国的总后台，而李鸿章只是替她背负了千古骂名。

李鸿章视《马关条约》为终生耻辱，发誓从此不再踏入日本半步。他73岁访美回国时，所乘坐的“华盛顿”号巨轮途经日本横滨。需要换船返程，因有“马关议约之恨，誓终身不履日地”誓言在先，他拒不登岸。随从无奈，只得搭起了一块跳板，他不顾掉到海里的危险，费力登上返程的轮船。

李鸿章一生有勇有谋，敢作敢当，是晚清的顶梁柱，只可惜“帝国黄昏”，孤臣一哭，大树飘零，有心杀贼，无力回天。当时的清朝积重难返，李鸿章扛起晚清半边天，每次承担的都是帝国最不堪之事，难怪梁启超后来说：“吾敬李之才，惜李之识，而悲李之遇。”

1901年11月7日，就在他逝世前的一个小时，俄公使还在他的病床旁逼迫他在俄占中国东北的条约上签字。俄国公使走了之后，身边的人大哭：“还有话要对中堂说，不能就这么走了！”李鸿章的眼睛又睁开了，身边的人对他说：“俄国人说了，中堂走了以后，绝不与中国为难!还有，两宫不久就能抵京了！”李鸿章两目炯炯不瞑，张着口似乎想说什么。身边的人再说：“未了之事，我辈可了，请公放心！”李鸿章“目乃瞑”，带着无尽的遗憾，离开了人世，享年78岁。

他留下了绝命诗：“劳劳车马未离鞍，临事方知一死难。三百年来伤国步，八千里外吊民残。秋风宝剑孤臣泪，落日旌旗大将坛。海外尘氛犹未息，诸君莫作等闲看”。11月8日出版的英国《泰晤士报》，用了足足两个整版的篇幅，详细介绍了李鸿章的生平。美国驻华使馆降半旗表示致哀。慈禧太后和光绪帝听闻此消息均“哭失声”，赠太傅，晋一等肃毅侯，谥文忠，赐北京建祠。清代汉人官员北京建祠者，仅李鸿章一人。

日本

各国在确定了各自的所得数后，又与清政府就赔款是属于银本位还是金本位的问题进行了争执。本来按条约规定，中国应付与各国海关银，但在银价日益下跌的情况下，帝国主义国家感到按银付款对他们不利，于是便以条约中规定有海关两和外币比价为借口进行讹诈，无理坚持赔款为金本位赔款。在帝国主义压迫下，1905年7月，清政府被迫承认向列强的赔款为金本位赔款，同时还答应向列强各国支付1905年以前所欠各国金镑之亏损。据此，中国对日本的庚款部分也便改用英镑来支付，按9763日元折合1英镑的比价支付。此外，中国另付与日本1905年以前的所谓“镑亏”724487日元（514916关平两）。日本还得寸进尺，无理要求中国今后的对日庚款部分“按期以电信汇票购镑汇交驻扎伦敦日本总领事接收”。

1914年帝国主义两大阵营爆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协约国集团为了拉拢中国参战，向中国提出了缓付5年庚子赔款并免加利息的条件做诱饵。日本由于也参加了协约国集团，在庚子赔款问题上只得采取与英美一致的步调。1917年12月1日，日本同意中国将对日庚子赔款缓付5年。1922年底，中国对日庚款暂缓5年的期限已满，于第二年3月，日本国会通过法令，决定把庚子赔款余额（72108776日元）移充“对华文化事业”之用。据此，日本制定了“对华文化事业特别会计法”，并在外务省设立了文化事务局，掌管有关对华文化事业的事务性工作，另外还设置了对华文化事业调查会作为咨询机关，审议对华文化事业。这年底，日本主管对华文化事务的官员出渊胜次等与中国驻日公使汪荣宝等进行了非正式磋商，大致商定，将此后的庚子赔款等用于中国所办的文化事业为主，如在北京设立图书馆、人文科学研究所，在上海设立自然科学研究所，并每年拨出30万补助中国留日学生经费，此外如再有余款，在适当地点设博物馆、在济南设医科大学、在广东设立医学院及附属医院等。1924年2月6日，中日双方正式签订了《关于以庚子赔款办理对华文化事业之协定》，共9款，决定由中日双方各出10人组成评议委员会。日本以所得庚款每年380万元投资对华文化交流演讲及互派学生旅行费、留日中国学生补助费等。

《中日文化协定》签订后，北京政府教育部在1924年颁布了《庚款补助留日学生学费分配办法》，规定各省按众议院议员名额，确定留日生人数。但中国学术界则从一开始就对日本的“对华文化事业”持反对态度，教育界不少人士认为此举是“似是而非之退还赔款”、“似是而非之合作”。4月27日全国教育会联合会退还庚子赔款事宜委员会等11家国内学术团体，筹划决定并管理日本以庚子赔款办理文化事业之一切事务。全国教育学术团也发表宣言，主张中日合设文化事业理事会，理事人数中日各半，别设理事长一人，由中国人充之，这是最低之限度，并提出如果日本不能容忍这些办法，将决不参加此种事业。留学日本的中国学生早在日本初议退回中国庚款、用于“对华文化事业”时，就群起反对。1923年6月26日，留日学生总会发表宣言，认为日本对在日中国留学生的补助包藏日本文化侵略之祸心，不能接受。7月，留日学生又发表宣言，指出：“日本对华文化事业不容中国人参加意见，只为日本帝国利益打算，全不计及中国人本身之利益，这分明是日本在中国大陆上实施殖民政策之前驱或附属事业而已。”

1925年5月4日，《中日文化协定》在北京换文，在中国人民的坚决反对下日本稍作让步，同意组织中日协商总委员会。该委员会虽由中方10人，日方10人组成，委员长也由中国方面充任，但日方规定该委员会的职权不得超出日本法令范围，对于事业的计划、规定和管理3项权限，将来如有计划，仍须经过日本帝国议会协赞后始能生效，日本外务省的文化事务局仍然有最后决定的实权。由此可见，这个总委员会不过是一个处处得听命于日本的虚设机构而已。有鉴于此，5月9日，全国教育联合会庚款委员会通电各省教育会，明确表示反对《中日文化协定》。6月3日，教育界19大团体发表宣言，反对日本文化侵略，坚决要求取消协定。8月17日至23日，中华教育改进社在太原召开会议，通过了《拒绝日本、英国以庚款行使其侵略主义之教育文化办法案》。1926年6月，中华改进社又向北京政府提议，以日本文化事业办法有损我国主权为由，请求交涉废止。8月6日，教联会发表对日庚款特别宣言，认为中方所选定的中日协商总委员会中的中方11名委员，多数迎合日本意旨，号召国人不承认他们的所做所为。8月13日，日本秘密将原中日协商总委员会改名为东方文化事业总委员会，21日，在东京开会，中国委员江庸参加会议，国内教育团体表示，不能承认日本庚款的非正式退还。教育改进社通电留日学生就近监视江庸的行动。

尽管知识界坚决反对日本的对华文化事业，但北京政府屈于日本的压力，不但继续支付对日庚款，而且也任由日方打着退还庚款的旗号来从事“对华文化事业”。从1923年底到1937年14年间，中国共付给日本赔款达45731181日元，加上青岛公有财产及制盐业补助国库券，中国实付与日本的赔款数额占庚款的99%，而在这些费用的支出中，由中国人所用部分，仅有留日学生之补助和中国学者学生之访问费用，两项共计不到整个庚款的19%。日本将庚子赔款用于所谓对华文化事业只不过是一种幌子而已，它虽想以此博得中国人民的好感，但却掩盖不了其侵略实质。从日本设立的处理庚款等项的机构来看，1923年4月成立了“对华文化事务局”，直属外务省，局长由亚洲局长兼任；12月又设立“对支文化事业调查会”，会长由外务大臣充任，其委员多为日本政府、议院、银行及大学的要员。此外日本在华设立的各项所谓文化事业机构，也无一不是处于日方的完全控制之下。中国对日认款所有预算，都须由日本国会逐年通过，完全由日本操纵，这与有的国家将退还庚款指定专项用途是有本质区别的。如美国的退还虽不是无条件的，但其所指定的条件也只是要中国必须将所退庚款用于教育事业，中国对其所退之庚款有很大的自主权；而对日庚款的使用权操在日本手中，使用去向最终还得服从于日本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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