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登基(乾隆登基时几岁)
乾隆皇帝弘历登基的时候,大清王朝在康熙、雍正两代帝王的治理下,正呈现出国力上升的阶段。但同时问题也不少,即位之初,由于雍正帝实行的高压铁腕政策,让朝野内外的官员们精神高度紧张。因此,乾隆即位后便实行了宽松政策,以补救雍正执政中的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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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任何一位英明有为的君主,在他个人起居、嗜好、交往方面,往往有许多昏聩糊涂的举动,雍正皇帝大抵也是如此。他接近佛道,相信修炼术,在宫廷内豢养了一批道士,给他炼长生不老金丹。雍正晚年多病,由于服食丹药引起慢性汞中毒,这可能是他死亡的原因。
乾隆即位的第一件事便是把道士驱逐出宫。他说:
乾隆匆匆忙忙采取这一行动,并竭力为雍正洗刷辩护,倒成了“此地无银三百两”,反而暴露了雍正对修炼术的迷信。
?雍正一生中最受指责的是他对兄弟宗室的处置。这是因继承帝位而引起的残酷斗争,不管雍正的继位是否正当、合法,但他对自己兄弟手足实在是太残忍了。他的大哥允褆、二哥允礽是被康熙禁锢的,雍正自然不会释放他们,两人皆被监禁至死。
他最恨的八弟允禩、九弟允禟,此两人被禁锢削籍,改名阿其那(狗)、塞思黑(猪),百般折磨,秘密处死。三哥允祉、十弟允?、十四弟允禵也永远囚禁;五弟允祺之子弘升,七弟允祐之子弘曙被削去世子,连雍正的亲生子弘时,小小年纪,也被削宗籍。宗室中或因不肯附从、或因其他罪状,被杀被关、夺爵削籍、抄家流放的不计其数。
社会上对这场兄弟阋墙、家庭惨变,暗下传布种种流言,对雍正的政治声誉损害极大,这在乾隆的心灵上也形成了创伤。乾隆即位,这场斗争已时过境迁,当年强大的反对势力被诛戮殆尽。乾隆虽不便为父皇的政敌公开平反,但适当地弥缝补过,实行宽大处理,不会带来政治动荡,相反,却能树立新皇帝仁慈宽厚的形象。
因此,乾隆即位一个多月,就旧案重提,连发许多谕旨。雍正十三年十月初八日发出的第一道上谕说,允禩、允禟得罪已死,但他们的子孙也是天潢支派,摒弃宗牒之外,处理过重。“当初办理此事,乃诸王大臣再三固请,实非我皇考本意,其作何处理之处,著诸王满汉文武大臣翰詹科道各抒己见,确议具奏。”
?新皇帝的倾向性十分明确,他要官吏们各抒己见,实际上是要大家做好翻案的准备。隔了两天,另一道谕旨命宗人府查明因罪革退之宗室觉罗,分赐红带、紫带,载入玉牒。一大批得罪的皇子皇孙,可以恢复名号,重见天日了。
又过了两天,许多被禁锢的宗室王公,包括新德、新福、云乔顺、鄂齐、丰库、讷尔苏等被释放回家。又过两天,侥幸存活下来的两个最重要的政治犯皇十子允?、皇十四子允禵也宽大释放,并赐给公爵衔。
此外,乾隆也没有忘记昭雪已死去的三哥弘时,承认弘时的皇子身份,收入谱牒。几个月之内,还有许多重要的王公宗室如延信、苏努、乌尔古、阿灵阿的子孙,恢复了原来的身份。短短的时间内,乾隆了结了这场历史公案。他小心翼翼,尽量维护雍正的威信,只是对罪犯宽大处理,并非平反全部案情。特别是对允禩、允禟的处理,政治上最为敏感,乾隆把它长期搁置起来,直到晚年,才为他们作了开脱。
?乾隆四十三年正月的上谕说:
雍正另一件很不明智的举动是对曾静、张熙案的处理。曾静、张熙从清初学者吕留良那里接受了一套华夷之辩的反清思想,竟投书川陕总督岳钟琪,劝说他起兵反清。又从允禩、允禟门下的太监处,辗转听到一些宫廷流言,说雍正弑父篡立、逼死生母、屠杀弟兄、淫乱父妃,这都是大逆不道、耸人听闻的奇闻。
此案发生后,雍正刊刻《大义觉迷录》,在批判传统的华夷之辩的同时,驳斥了种种宫廷流言。《大义觉迷录》被广为散发,每逢朔望,向士民宣讲,这是雍正办的一件蠢事。
?历史的封建统治者对付政治流言最有效的办法就是秘密查禁,而不公开驳辩。聪明一世的雍正,大概被真真假假的流言气得发了昏,竟公开驳辩,刊刻散发,岂不是诚心要搞臭自己,为流言制造者做了义务宣传。
雍正对此案罪犯的处理也很离奇,主犯曾静、张熙免罪释放,而死去多年的吕留良反倒开棺戮尸,他的儿子、学生皆被斩首,家属遭株连。雍正似乎预料到将来会旧案重提,为了保全曾静、张熙,特别声明“朕之子孙,将来亦不得以其诋毁朕躬而追究诛戮”。
乾隆一上台,使雍正导演的这场丑剧赶紧收场。他违反雍正的遗命,将曾静、张熙锁拿解京,凌迟处死,并停止讲解、传布《大义觉迷录》,命各省督抚将原书汇送礼部。
除了上述以外,乾隆对其他重要案件和罪犯,也重新判处,多从宽发落。著名将领傅尔丹、岳钟琪都因贻误军机,被判死刑,总督蔡珽因朋党之罪,斩监侯,乾隆均予以释放;御史谢济世因诽谤程朱,发配军中,也得赦免;查嗣庭、汪景祺是文字狱的要犯,被处决,罪及家属,诏旨宽释。
还有许多官员亏空钱粮,侵吞公帑,曾勒令追赔,严加处分,乾隆多有所豁免。他即位三个月,一次就宽免勒69名因亏空获罪的官员。当然,在很多政策上乾隆也作出了相应的调整,主要以宽仁治国。
?乾隆对自己的政策的性质,归结为一个“宽”字,宽是为了缓和矛盾;他对自己政策的推行,归结为一个“缓”字,缓是为了避免引起动荡。“宽缓”二字反映了乾隆初期的执政特色,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乾隆60年的政治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