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科学方法论（马克思·韦伯的理论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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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科学方法论马克思·韦伯的理论著作

《社会科学方法论》以严谨的逻辑结构探讨以下内容：理想与价值判断之科学批判的意义；经验知识与价值判断的原则区分。文化科学认识兴趣的根本意义；文化科学中理论考察方式与历史考察方式的关系；理想典型概念形成的逻辑结构：经验社会认识的“客观性”的意义；文化价值理念和文化科学兴趣的易变性，以及历史因果考察中的客观可能性与恰当的因果关系；社会学与经济学的“价值阙如”的意义；“目的”与“手段”之批判；“伦理学”的界限；价值讨论和价值诠释；“发展趋势”与“适应”：“进步”的概念；理性的进步；规范性因素在经验学科中的地位；关于经济的科学学说的任务。

书名

社会科学方法论

作者

[德]马克思·韦伯

译者

李秋零

出版社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页数

150页

开本

ISBN

9787300029009

语种

简体中文

类型

人文社科

出版日期

1999年1月1日

基本内容

作者：[德]马克思·韦伯

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第1版(1999年1月1日)

外文书名:Gesammelte Aufsaetze zur Wissenschaftslehre

丛书名:当代世界学术名着

平装:150页

正文语种:简体中文

开本:16

ISBN:7300029000

条形码:9787300029009

产品尺寸及重量:23x14.8x1cm;240g

ASIN:B0021J3VVI

内容简介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社会科学方法论》以严谨的逻辑结构探讨以下内容：理想与价值判断之科学批判的意义；经验知识与价值判断的原则区分。[1]文化科学认识兴趣的根本意义；文化科学中理论考察方式与历史考察方式的关系；理想典型概念形成的逻辑结构：经验社会认识的“客观性”的意义；文化价值理念和文化科学兴趣的易变性，以及历史因果考察中的客观可能性与恰当的因果关系；社会学与经济学的“价值阙如”的意义；“目的”与“手段”之批判；“伦理学”的界限；价值讨论和价值诠释；“发展趋势”与“适应”：“进步”的概念；理性的进步；规范性因素在经验学科中的地位；关于经济的科学学说的任务。

作者简介

人物概述

马克斯·韦伯（Max Weber，1864－1920），德国著名社会学家，政治学家，社会理论家，也是现代一位最具生命力和影响力的思想家，社会学创立以来最伟大的社会学家之一。公认的社会学三大“奠基人”之一(其他二者为卡尔·马克思(Karl Marx)与爱米尔·杜尔凯姆(Durkheim)，早期流行的另一说为马克斯·韦伯，埃米尔·迪尔凯姆，格奥尔格·齐美尔)。其对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影响是巨大而深远的。他的成就开创了比较社会学、理解社会学的基本研究方法，指出了理性对于近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潜移默化的影响，系统的阐释了东西方宗教伦理差异对于社会现代性以及现代资本主义发展的影响，他和迪尔凯姆被认为是宗教社会学最早的开创者，也是宏观社会学的集大成者。其学术成就之宏大精深，影响之深远，在社会学界乃至整个世界社会科学理论体系上都是空前绝后的。

人物影响

韦伯的主要着作围绕于社会学的宗教和政治研究领域上，但他也对经济学领域作出极大的贡献。他的知名着作《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是他对宗教社会学最初的研究，韦伯在这本书中主张，宗教的影响是造成东西方文化发展差距的主要原因，并且强调新教伦理在资本主义、官僚制度、和法律权威的发展上所扮演的重要角色。韦伯并将国家定义为一个“拥有合法使用暴力的垄断地位”的实体，这个定义对于西方现代政治学的发展影响极大。他在各种学术上的重要贡献通常被通称为“韦伯命题”。

社会评价

学术界对其在社会学界、管理学界、历史学界、文化研究等领域的贡献评价很高，美国社会学家科瑟对韦伯的学术渊源和成就赞誉说：“韦伯的头脑容量大得惊人，影响他思想的因素多种多样。他不是哲学家，但在大学读书时就熟悉大多数古典哲学体系。他不是神学家，但他的着作表明他广泛阅读过神学书籍。作为经济史学家，他几乎读遍了这个领域以及经济理论的一切着作。他具有第一流的法律头脑，对法律的历史和原理了如指掌。他对古代史、近代史以及东方社会的历史具有百科全书式的知识。当然，他专心研读过当时所有重要的社会学论着，就连那时还鲜为人知的弗洛伊德的着作也为他所熟悉。

韦伯是最后一批博学者中的一个……”。著名经济学家熊彼特用一句话赞扬韦伯：“历来登上学术舞台的角色中最有影响的一个。”英国传记作家D·G麦克雷说：“我相信，韦伯对我们来说的确就是一座迷宫。”英国社会学家、哲学家弗兰克·帕金的评价：“韦伯就像几乎和他同时代的迪尔凯姆一样，在任何一套论及重要社会学家的丛书中，都应占有一席之地。不论在哪里讲授社会学，他的名字总是跟迪尔凯姆和马克思结合在一起，被奉为社会学的三位现世神明”。美国社会学家根瑟·罗思认为，“韦伯是惟一能同卡尔·马克思相提并论的思想家”。

美国学者莱因哈特·本迪克斯认为，韦伯有一种特殊的能力，即把判断与比较历史的方法对其确定性进行核对的能力。德国著名哲学家卡尔·雅斯贝尔斯认为，马克斯·韦伯是一个集政治家、科学家、哲学家于一身的人物。“尽管由于命运和环境的作弄,他没有在政治方面享有显赫的地位，但却毫不减损他杰出政治家的本色，他的伟大就像一个没有手的拉斐尔，没有功绩但却有无限的潜力。”德国著名的韦伯研究学者莫姆森(Wolfgang J.Mommsen)强调了韦伯对官僚组织之外的民选领袖的认识，指出：韦伯“将伟大政治领袖的产生作为议会民主的最重要的功能，在一定意义上也是其合法性的最重要的源泉。”

英国学者戴维·比瑟姆则突出韦伯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特色，指出：韦伯在政治上的民族(国家)主义价值立场，正是以对民族文化价值的优越性的坚定信念为核心的。哈佛大学的历史学教授休斯曾经指出，韦伯的脑袋是一个能够容纳多种矛盾思想的神经系统。总的看来，韦伯既是一个激进的民族主义者，又是一个学术上的民主主义者；既是一个不受传统宗教观念束缚的自由学者，又是一个对宗教传统抱有浓厚兴趣的社会学家；既是一个批判社会主义的理论家，又是一个十分敬重马克思及其学说的思想家。

英国学者麦克雷认为：“从某个观点来说，韦伯是个历史主义者，韦伯开始的着眼点是把社会学视为史学，对他而言，所有人类的实相都可以在时间的向度里及史家的方法论中被理解”。当代西方最重要的思想家之一、法兰克福学派的哈贝马斯指出：“在韦伯的合理化理论中，法律发展既具有突出的地位，也具有双重意义的地位。法律合理化的双重意义在于，法律合理化同时表现为目的合理经济行动和行政管理行动的机制化，以及目的合理行动的下属体系可以——或者似乎可以摆脱它们道德实践的基础。”

文摘

社会科学认识和社会政策认识的“客观性”（1904）

在我们这里，当一份社会科学和社会政策的杂志创刊或者移交给一个新编辑部的时候，人们提出的第一个问题常常就是：这份杂志的“倾向”是什么？就连我们也不能回避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在我们的《发刊词》中，已经就原则性的问题作出了一些说明，这里应当着手回答上述问题了。这给我们就某些方面阐明我们所理解的“社会科学”工作的特性提供了机会。对于专家们来说，这可能没有什么用处，但对某些远离科学工作实践的读者来说，它却可能是有用的，尽管，毋宁说恰恰是因为，这里涉及“不言而喻的东西”。

除了扩展我们对“各国的社会状况”的认识，从而扩展对社会生活的事实的认识之外，《文库》创刊伊始，其明确的目的就是训练人们对社会生活的实际问题作出判断，并由此——在私人学者也能够促进这一目标的有限的程度上——对社会政策的实践工作作出批判，甚至扩展到社会政策的立法工作。尽管如此，《文库》一开始就坚持要成为一个完全科学的杂志，仅仅用科学研究的手段办刊。这样就产生了一个问题，即如何在原则上使上述目的与这种手段的限制相一致。如果《文库》要在其栏目中让人判断立法和行政或者这方面的实际建议，这意味着什么？这些判断的规范是什么呢？判断者从自己那方面提出的价值判断的有效性（Geltung）是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