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伯乐（法国汉学家）
马伯乐，法国著名汉学家、印度支那诸语言专家。一译马斯伯乐。著名埃及学家加斯顿·马斯伯乐之子。自幼立志研究汉学。就学于巴黎东方语言学校，研习汉文及东方语言，师承汉学名家沙畹。
中文名马伯乐
Henri Maspero
法国
出生地巴黎
1883年12月15日
逝世日期职业
汉学家
《道教和中国宗教》
人生经历
马伯乐在蒙田中学开始他的中等教育，后来转入他父亲曾经就读的路易大王中学。16岁之前，马伯乐一直与父母住在巴黎，1899年，父亲被派往开罗，担任埃及文物局局长，为法国保住这个职位，马伯乐遂被托付给塞弗尔师范学校的女校长，成为一名寄宿生。在这所学校里，马伯乐通过了中学会试，并于1902年获得文学学士学位。由于马伯乐的父亲当年在巴黎师范学校求学时，曾与第二帝国当局发生龃龉，因此他也就没有到这所位于乌尔姆街的名校继续他的学业。后来他在部队上服役一年后，随父亲前往埃及，在那里完成了论文《托勒密王朝时期埃及的财富》，并于1904年获得历史学和地理学高等文凭。
后来从埃及回到巴黎后，马伯乐开始学习法律，于1907年获学士学位，这对他以后研究中国法律史颇有裨益。与此同时，他开始学习中文，两个原因促使他下定决心投身于汉学研究，一是法国远东学院为汉学家提供了丰富的资料；二是他的同父异母哥哥乔治·马斯佩罗不久前以官员和学者的双重身份到印度支那任职。汉学的独特性和难度始终吸引着他。1907年他从东方语言学院毕业，1908年1月27日，他被任命为法国远东学院实习研究员，同年3月抵达越南河内，对当地文化的流传有深刻了解，此时他刚满24岁。
1908年11月13日，马伯乐奉命来到中国，到达北京时恰逢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晏驾，3岁的溥仪被扶上了王位。马伯乐目睹了汹涌澎湃的革命风潮，后来根据梁启超的一部关于1892年改良的着作，写了一篇文章，描述了革命即将到来前的种种征兆。1910年6月10日回到河内，11月25日作了一个关于北京和中国北方的报告。
回到河内后，马伯乐继续以往的北圻古地理学研究。在此期间，他还发表了一批关于中国佛教起源的研究成果，这项成果早在巴黎就已开始，其中包括有关佛教传入中国的各种说法、首批佛教信徒群体的形成、中国首批佛教信徒尊奉的领袖人物等。此外，他还评述了一位德国汉学家论述同一问题的着作，文章对这位德国同行的研究方法提出了异议。
1912年7月到1913年6月，马伯乐去欧洲和埃及度假，返回河内后，他为考古调查做了精心的准备。这次考古调查使他有机会第二次前往中国。1914年3月，他前往中国的沿海省份浙江，发掘和发现了那里的古遗址和古迹，直到1914年8月初。他原来打算去一趟朝鲜和日本，但由于战争的缘故，被紧急召回，不得不放弃原来的计划。
在这次短暂的中国之行中，他接触了中国的各个阶层的人士，与僧人们交流佛学，实地考察了几个人口众多省份，与当地的农民生活在一起，了解他们的社会和宗教习俗。后来他在法国继续这项工作，起初把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到法国的中国劳工作为调查对象，后来在巴黎的华侨和华人中间展开调查，以此为依据，写文章论述了中国现代的民间信仰。
1915年4月，马伯乐应征入伍。1917年7月，他被法国军方召回，任命为翻译士官。1919年3月退伍复员，之后返回越南。1920年自河内返法定居，出版了《唐代长安方言研究》（Le dialecte de Tch’angngan sous les T’ang）一书。此书中，马伯乐最为成功的考证是以实例证明了古音系统的存在。他的中古音体系与高本汉的中古音体系产生了重大的差异，并由此引发了二人有关此问题的长期争论。
第二年进法兰西学院，继承其师沙畹任法兰西学院中国语言和文学讲座之主讲人。1921年1月24日，马伯乐正式在法兰西学院开始授课，第一堂课讲的就是他的老师沙畹的研究成果。在定居法国后，他开始撰写一部中国古代史，1927年他出版了1卷《古代中国》（1955年再版，附补编和汉文方块字。）这本书以公元前三世纪为下限，此后，他的许多着作基本上都是以此书为中心撰写的，或补充此书，或是为写本书的续集积累材料。
从中国汉代开始，文献资料的数量要比远古可观得多，马伯乐必须对这些资料作出考证，运用其中的经济资料，这就导致他着手从事对中国经济史的全面调查，当时中国经济史还很少有人问津。马伯乐后期的许多课程和着作大都出自这一领域。
1928-1929年，马伯乐离开法国前往日本，到东京的“法，日之家”工作，并于1929年秋季途经中国北方和朝鲜回国。他在日本期间，受到了日本历史学家黑板胜美和汉学家内藤虎次郎、狩野直喜的欢迎，将他们收藏的一些考古和艺术资料展示给马伯乐，这对他日后的汉学研究有一定的影响。马伯乐在日本举行了多次讲座，其中一部分发表在日文期刊上，一部分收入其《遗着集》。
1936年2月1日，马伯乐被骋为碑铭与美文学院院士，1942年12月23日当选为该院副院长，1943年底当选为院长。1944年，马伯乐任法兰西学院文学部会长。由于他的儿子让·马斯佩罗参加反法西斯组织，马伯乐夫妇被捕入狱，他后来被押送到德国布痕瓦尔德集中营，受到了非人的虐待，1945年3月17日在集中营病逝，此时距美军解放该集中营不到一个月。
成就
马伯乐除了主要研究中国古代历史以外，还对中国的道教进行了研究，并依据在道教研究中获得的新资料，对中国的佛教起源再作探讨。马伯乐称道教是“世界上最奇妙的宗教之一”。
他在《老子和庄子以及圣人的生的神秘体验》一文中，认为道家“致力于创造一个对世界的科学化的表象”，指出“道家和道教并不如一般人们所说的那么不同，他们彼此来自同一种极古老的宗教的根源”。马伯乐将六朝的道教视作道教发展历史上的焦点，并把六朝和六朝以前的道教称为“古道教”。认为唐代以后直到现代的道教处在一个漫长的衰退过程中。其理由是，道士紧缩在道观之中，逐渐丧失了对民众的影响力，另外是民间的道士变成了单纯的科仪崇拜。
马伯乐将唐代以后的道教，即吸收了各种方术、仪式成分的道教，称为“民众道教”或者“近代民间宗教”，并以此与古道教相区别。马伯乐对于古道教的研究，是从文献学入手的。马伯乐认为古道教是一个以《大洞真经》为传统的道教集团，与另一个以《灵宝经》为传统的集团相对立。古道教是“引导信仰者以追求长生和不死为目标的寻求个人解脱的宗教”，而为了长生，古道教就包含着一整套的养形和养性的道术，并且要信仰者积善行德，从有意识的集中精神到无意识地与道冥合为一。这样就达到了入道的高度神秘主义的境界。
正因为如此，马伯乐认为，老庄的道家思想与道教是没有区别的。尽管老庄与六朝道教时隔久远，但是，在理论上和实践上，它们有着连续性。马伯乐的另一名弟子康德谟在单行本《道教和中国宗教》一书的序言中说，“马伯乐的最大的功绩就是对于道教，这样一种难于理解的宗教，给予了理解，提出了问题，并且向着这个方向开拓了道路”。日本京都大学已故著名学者川胜义雄将马伯乐的法文原着翻译成了日文，并且曾经评价马伯乐“是通晓欧亚，唯一独立探索道教的历史及其道术的内部体系的人”。这些评价应该说都是并不过分的。马伯乐的道教研究观点为后来的法国研究家们所继承，至今仍保持着强大的影响力。
马伯乐关于道教的着作很多，1922年发表了第一篇有关道教的文章《关于道教的考察》，载于《法兰西东方学协会通报》(Bulletin de l’Association francaise des Amis de l’Oriental)1922年第三期。不过最著名的仍然是1937年的讲演《道教的神仙──就其如何与神交感而言》，1940年的讲演《中国六朝时期的人的宗教信仰和道教》以及1937年在《亚洲杂志》(Journal Asiatique)发表的《古代道教中的养生法》等。
马伯乐的遗稿，后来经由他的弟子和同事戴密微（Demieville，1894─1979）整理，以《关于中国宗教和历史的遗稿》（三卷本）为名出版，其中第二卷以《道教》为题，收集整理了马伯乐生前的演讲稿以及在战争期间写作的一些未曾发表的手稿。戴密微在此书的序中称，“本卷收有关于公元初数世纪的道教的未刊稿三篇。这个时期差不多就是道教后来的基本构成形式形成的决定性时期。
亨利·马伯乐是第一个企图对这一时期的道教历史和道教文献作学术探讨的人，几乎至今仍然是唯一通晓这门学问的人”。1971年，第二卷又以《道教和中国宗教》为名单独重新出版。《不列颠百科全书》称该书为“关于道教的最优秀的先驱者的着作”、“西方权威着作”。
他还有大量没有公开发表过的文章，自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以后，没有再发表文章。1944年9月马伯乐被德国盖世太保以“恐怖活动嫌疑”的罪名关进集中营，从此再没有回来。所幸的是随着他的遗着于1950年陆续面世，唤起了越来越多的学者对道教的注意。他的遗稿由戴密微整理出版，取名为《中国宗教·历史杂考))
(Mé1anges posthumes sur les religions etd’histoire de la Chine，1950年)，1971年由康德谟教授重新整理出版，书名为《道教与中国宗教》(Le Taoisme et les religions chinoises)，1981年由基尔曼(Frank A. Kierman)译成英文在美国出版。
马伯乐在中国宗教研究方面的重大业绩，在于他阐明了在中国流行的3种主要宗教(包括儒教在内)彼此之间的关系，他指出了3种宗教各自用来满足不同的需要，它们进行无情的斗争又同时共存，这种情况构成了一种十分重要的历史因素。他孜孜不倦地剖析了古代道教的机制，指出道教借以建立起来的气功实践。他论证了在公元纪元初期道教对于佛教传入中国这件事情上所产生的作用。
参考资料1.马伯乐简历·名人简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