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雨巷诗人”戴望舒抗战片段

“雨巷诗人”戴望舒抗战片段

周维强

我用残损的手掌

摸索这广大的土地：

这一角已变成灰烬，

那一角只是血和泥；

这一片湖该是我的家乡，

(春天，堤上繁花如锦障，

嫩柳枝折断有奇异的芬芳，)

我触到荇藻和水的微凉；

……

这是有“雨巷诗人”之称的戴望舒，1942年7月3日写于 的诗篇《我用残损的手掌》开头的几行句子。诗中的“湖”指的是杭州西湖，戴望舒小时候家就在西湖的附近，在戴望舒记忆里，西湖是世界上最美的风景，而他尤其不能忘的是 的季节里的西湖——这两个加了括号的诗句，说明他写的不是当时日军占领下的杭州，而是他回忆中的杭州，那座繁花似锦的美丽城市。

戴望舒写作这首诗篇时，他刚刚从日军的 里被放出来。——1942年的春天，戴望舒在 被捕并被投进日军的 ，此后，经过挚友叶灵凤的全力奔走营救，5月30日，戴望舒才获释出狱。7月3日，戴望舒写下了这首凝重的《我用残损的手掌》，也是 新诗史上 秀的诗篇之一。

冯亦代《戴望舒在 》(载《龙套集》，冯亦代著，三联书店1984年12月出版)一文里说：出狱时，望舒变得非常虚弱，“日本地牢里的阴湿，使他的气管炎变成经常的了”。戴望舒的 的同事郑家镇，后来在回忆文章《我认识的戴望舒》(载《 文学》1990年第7期)中描写过望舒当时的哮喘情况：“好一副书生气质，患哮喘，冬天穿较多衣服，少不了围巾，手中总有一条白手帕，似是患了重伤风，老是医不好的重伤风。”北塔所著的《雨巷诗人——戴望舒传》(浙江 出版社2003年11月出版)说：狱中生活跟戴望舒几年后的英年早逝直接相关。

1937年8月13日，中日淞沪 爆发，日军很快占领上海。在沦陷区的上海，已成文化名人的戴望舒，根本不愿为襄赞日本写任何一个字。他在他当时编译的《现代土耳其 》(这部书的蓝本是奥地利学者诺贝特?德?比肖夫所著的《土耳其在世界中》)的《编者赘语》里借口赞扬土耳其民众的觉醒而呼吁本国同胞：“与其受人宰割，不如起来拼一 战。”戴望舒可能上了日本宪兵的黑名单，他也隐约感受到了这种阴影。1938年5月，戴望舒挈妇将雏与叶灵风夫妇一同乘船来到当时尚未陷落的 。

戴望舒一到 ，就主持了《 》文艺副刊《星座》的编务。戴望舒有意借《星座》来做抗日宣传之事。由于戴望舒在文坛上的大名和他的人缘，他主持《星座》在约稿、用稿上以抗战为核心，所以《星座》很快就成为抗战文艺的一个重要据点，如郁达夫、徐迟、萧乾、沈从文、卞之琳、郭沫若、艾青等等全国一大批作家，就被戴望舒团结进了《星座》为据点的 抗战文艺事业之中。戴望舒还“曾写信给西班牙 的名流学者，请他们专为《星座》写一点文字，纪念他们的抗战两 ，使我们可以知道一点西班牙反 的现状，并使我们可以从他们得到榜样、激励”(见《 》文艺副刊《星座》第41期，1938年9月10日第14版《编者话》)。

1938年底，应总部设在重庆的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的邀请，戴望舒参加了 分会的筹备工作，负责人是1938年底南下 的楼适夷。1939年3月26日，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 分会成立。由于1941年美国对日宣战之前，英国与日本还是友邦，所以英方对日本军国主义实行观望态度和绥靖政策， 当局严格控制 人的抗日言行，专门成立了特别检查组。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 分会成立时，协会名称不得不改作留港会员通信处。协会名义上由当时在 大学任教的许地山当家，实际上的 工作， 不多都落在了戴望舒的肩头，大家愿意围绕着望舒展开工作，因为望舒一手 持起来的《 》文艺副刊《星座》“是——个全国性的、权威的文学副刊”(参见《江南小镇》，徐迟著，作家出版社1993年出版)。

1941年12月25日，日军占领 。对于 人来说，这是一个“黑色的圣诞节”。

日军控制 后，立即逮捕了几乎全部的在港知名华人，包括戴望舒在内。戴望舒活跃的抗战姿态，很显然引起了日军的注意。日本宪兵动用酷刑审讯戴望舒，试图从他口中获取文艺界抗日人土名单等资料。

戴望舒在狱中的时间虽然很短，但所受的酷刑和折磨，是非常惨烈的，这使他出狱后仍无法摆脱这噩梦，过了两年之后，1944年1月18日，他在写《等待(二)》一诗时，还记忆犹新地写下了这样叫人刻骨铭心的句子：

在这阴湿，窒息的窄笼：

做白虱的巢穴，做泔脚缸，

让脚气慢慢延伸到小腹上，

做柔道的呆对手，剑术的靶子，

从口鼻一起喝水，然后给踩肚子，

膝头压在尖钉上，砖头垫在脚踵上，

听鞭子在皮骨上舞，做飞机在梁上荡……

北塔在《雨巷诗人——戴望舒传》里说：“如果不是亲身所受，望舒怎么会写得如此具体可感、撕肝裂肺?!”这也正如方锡德所说：望舒“作为敌人的囚徒，在敌人的地牢里，饱尝了 的大痛苦，体验了 亡的大考验”(见孙玉石主编《戴望舒名作欣赏》， 和平出版社1993年6月出版)。紧接着上面对酷刑的描述，诗人“充满韧劲和豪情地写道”：

多少人从此就没有回来，

然而活着的却耐心地等待。

让我在这里等待，

耐心地等你们回来：

做你们的耳目，我曾经生活，

做你们的心，我永远不屈服。

戴望舒在狱中还写下了可以称得上是他一

生的代表作《狱中题壁》：

如果我 在这里，

朋友啊，不要悲伤，

我会永远地生存

在你们的心上。

你们之中的一个 了，

在日本占领地的牢里，

他怀着的深深仇恨，

你们应该永远地记忆。

当你们回来，从泥土

掘起他伤损的肢体，

用你们胜利的欢呼

把他的灵魂高高扬起。

然后把他的白骨放在山峰，

曝着太阳，沐着飘风：

在那暗黑潮湿的土牢，

这曾是他惟一的美梦。

请想一想，“把他的灵魂高高扬起”，“把他的白骨放在山峰”，这些句子所藏着的戴望舒对“ 后的境地”的想像，是“多么宏阔而高远”(北塔语)。这是戴望舒在狱中惟一留下来的诗篇，戴望舒告诉我们这首诗写于1942年4月27日。这是他写于狱中的文字，但是不是真的题写于壁上，我们无从知道。如果是写于纸上，那么又是如何藏匿的呢?按北塔的分析，“在日本占领地的牢里，／他怀着的深深仇恨”这样 的反日、反侵略的言论，恐怕是不能被日本宪兵看到的，如被发现，戴望舒肯定会被施以更加严酷的刑罚，至少要延长关押的时间，怎么可能到了5月就释放了呢?姑且录此，聊备一说吧。

现在我们回到开头的《我用残损的手掌》，继续读下去：

这长白山的雪峰冷到彻骨，

这黄河的水夹泥沙在指间滑出；

江南的水田，你当年新生的禾草

是那么细，那么软……现在只有蓬蒿；

岭南的荔枝花寂寞地憔悴，

尽那边，我蘸着南海没有渔船的苦水……

无形的手掌掠过无限的江山，

手指沾了血和灰，手掌粘了阴暗，

只有那辽远的一角依然完整，

温暖，明朗，坚固而蓬勃生春。

在那上面，我用残损的手掌轻抚，

像恋人的柔发，婴孩手中乳。

我把全部的力量运在手掌

贴在上面，寄与爱和一切希望，

因为只有那里是太阳，是春，

将驱逐阴暗，带来苏生，

因为只有那里我们不像牲口一样活，

蝼蚁一样 ……那里，永恒的 !

北塔分析说：他的手掌之所以是“残损”的，可能是因为 的酷刑，也可能是因为生活的磨难。他的手掌虽然已经“残损”，但他还要用它们来抚摸，而且抚摸的不是个人生活中的细枝末节，而是“广大的土地”、“无限的江山”!他把祖国的版图想像成一幅画，刻印在自己的脑子里，然后一任自己的手指一角一角地摸索。虽然这用手掌摸索国土的意象可能来自许拜维艾尔《遥远的法兰西》中的诗句“我用饥渴的手，／寻找遥远的法兰西”，但戴望舒化用它而表达了一个 人的强烈而深沉的故国情感。法国汉学家苏珊娜?贝尔纳《生活的梦》(载《读书》1982年第7期)里，给予这首诗相当高的评价：“在这篇作品中，诗人竭力把前期经验——形象的感染力(对每个地区的描写，都力求概略而 )、强烈的感受(芬芳、微凉、彻骨的寒冷、从指间滑出的水等)——与新的内容和新的感情结合起来。”“……此作处于戴诗过去、现在、未来的交叉点上。新的抒情，坚定而自信。诗人终于找到了自己的另一个声音，它不再是孤芳自赏的低吟，也没有了失望的悲苦，它转向世界，朝向每一个人。”

当我们读完戴望舒这首《我用残损的手掌》，没法不想起戴望舒的成名作，那首写于1927年的《雨巷》。写《雨巷》那段日子，戴望舒正短暂蛰居于他的故乡杭州。——

撑着油纸伞，独自

彷徨在悠长，悠长

又寂寥的雨巷，

我希望逢着

一个丁香一样地

结着愁怨的姑娘。

……

同一个诗人，而前后写出如此不同的诗篇。

这个杭州的“雨巷诗人”，1905年(清光绪三十一年)11月5日出生于杭州，在杭州他度过了少年生涯，直到从宗文中学(即后来的杭州第十中学，后来又屡经更迭组合，2005年4月扩建重组后更名为杭州宗文教育集团)毕业，1923年秋，戴望舒从杭州的之江大学投考有“武黄埔，文上大”之称的上海大学，进入文学系学习，并旁听 学系的课程。

20世纪20年代的“雨巷诗人”，岁月的磨练，而最终写出了意境开阔的大诗篇。这是大时代的磨练，更是诗人内在的人格、精神的底子里，就存了这样的“潜质”，所以也才能够不为苦难所摧毁，而是愈挫愈奋。

中学时代的戴望舒，已经有了男儿志在四方的宏愿，他曾在1920年初上海世界书局出版的一本一时颇为走红的通俗文学杂志《红》上发表过一则颇有寓意的笑话：一胆小 问——水手，他的父亲、祖父和曾祖父都 在哪里?水手答都 在海里。胆小 又问水手何以还要去航海?水手没有正面回答，反问胆小 他的祖宗三代 在哪里?胆小 答床上。水手讽刺胆小 既如此何以还要天天晚上上床睡觉。正如北塔《雨巷诗人——戴望舒传》所分析的，这个故事的写作里，已显露了他非凡的对位法结构能力，这种叙事模式在他以后的诗歌之中用得极为普遍。这则笑话，显然并不属于娱乐文字游戏之作，而是怀抱着对人生意义的 关怀。

超越个人的关怀，中学时代的戴望舒已经在心底埋下了。1923年元旦，戴望舒和他的几位少年文友，创办了旬刊《兰友》，戴望舒自己任主编，编辑部就设在他家里。在 时期，5月9日是国耻日，因为1915年袁世凯在日本武力逼迫下，签定了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戴望舒《国破后》一文中沉痛地写道：

全国同胞所痛哭流涕的国耻日，在 十二年的日历上发现了……如今我们《兰友》在这国耻日来作一个爱国的呼声。

这一篇文章，令我们联想起戴望舒写于抗战中的《狱中题壁》、《我用残损的手掌》等等诗篇。或者说，这种与民族、与祖国休戚与共的情怀，这种超越个人的关怀，从少年到中年，在戴望舒是一以贯之的，他写于抗战中的诗篇，与他中学时代在杭州写成的文章，其精神深处原是一脉相承的。

戴望舒在 结出的艺术与人格精神的果实，种子却是他在杭州的少年时代里就埋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