卫拉特蒙古（中国古民族）
卫拉特人最早居于叶尼塞河上游，以狩猎为生。13世纪初归附成吉思汗，改营畜牧。15世纪中叶形成了强大的卫拉特联盟，其首领也先汗（1407~1454年）曾短期统一东西蒙古各部，建立卫拉特人统治的国家组织，势力范围东起兴安岭，西越阿尔泰山至巴尔喀什湖、葱岭，北起安卡拉河、贝加尔湖，南抵大漠，成为元朝灭亡（公元1368年）后中国古代北方草原民族的最后一股强大势力，它对东方历史产生过不可忽视的影响。
中文名卫拉特蒙古
狩猎
成吉思汗
也先汗
简介
称谓介绍
“卫拉特”是蒙语“Oilrad”的汉语音译，蒙元时期汉语译为“斡亦剌惕”、“斡亦喇”等，明代汉译为“瓦剌”，清代汉译为“卫拉特”、“厄鲁特”等。由于在清朝初年时主要分布在蒙古高原的西部，故又称为“西蒙古”。
居住和活动范围
16世纪以后，卫拉特联盟活动重心移到大西北（今新疆地区）。联盟中实力最强的准噶尔部，把其它部落统一了起来，建立强大政权，创制自己的文字，确定法律制度（卫拉特法典），改进放牧方法，经营农业种植和手工业，利用外国先进技术发展制绒业、金属制品制造业。当时准噶尔地区经济繁荣，人口增长。准噶尔部统治地域包括天山南北和阿尔泰山东西等我国西北广大地区。清康熙十八年（1679），准噶尔部首领噶尔丹称“汗”。
地位
我国学术界认为，卫拉特史是蒙古史的重要组成部分。研究卫拉特历史，对于今天开发建设大西北具有启迪作用。
据了解，国际学术界早已瞩目于卫拉特，把它视作蒙古学的一部分。前苏联、日本、德国的专家曾先后出版发表探索卫拉特历史之谜的专着和文章。
改革开放之后，我国学术界对卫拉特史的研究也蓬勃兴起。截至1986年，内蒙古、新疆、甘肃、青海、黑龙江、北京等地学者先后发表了300余篇论文和一批专着，如《论四卫拉特联盟》《卫拉特历史文献》《准噶尔史略》《准噶尔的历史与文物》以及有关卫拉特的史料摘编等书。
兴衰
起源
卫拉特蒙古元朝称为斡亦剌惕，明朝称作瓦剌，其先世为“斡亦剌惕”。原居住于叶尼塞河上游八河地区。成吉思汗立国时，忽都合别乞领有四千户。与成吉思汗家族有世婚关系，在蒙古国中一直享有“亲视诸王”的特殊地位。14世纪时，以元朝式微，遂乘机扩大势力，积极参与各派系纷争。
1414年，明成祖统兵北征西部蒙古，与瓦剌战于忽兰忽失温（今蒙古国乌兰巴托东），马哈木败。东部蒙古阿鲁台又发兵往击。马哈木又败，积忧愤死。马哈木的儿子脱欢继袭，明廷仍封之为顺宁王。
瓦剌兴起
1423年，东部蒙古阿鲁台与明廷关系恶化，被明军击败，脱欢乘隙于饮马河（今克鲁伦河）破其众，俘其大量马驼牛羊和部众。饮马河之捷，使脱欢政治、经济和军事实力得到大大加强，统一瓦剌各部。
1434年，又出兵击阿鲁台于母纳山（今内蒙古乌拉山）、杀阿鲁台及其子失涅干，尽收其部众，东西蒙古一时据为所有。脱欢本欲自立为汗，但因他不是成吉思汗“黄金家族”遗裔，受到部下的强烈反对。于是拥立元裔脱脱不花为汗，并让其管辖阿鲁台旧有部众，居住于呼伦贝尔草原一带；又将己女嫁与脱脱不花为妻，自封太师，居于漠北，直接掌握蒙古的政治、经济实权。
1439年，脱欢病逝，子也先继位。也先在位期间，瓦剌进入全盛时期。
瓦剌控制东部蒙古各部，一面又利用军事征讨、封官许愿、联姻结盟等手段，把乞儿吉思、哈密、沙州、罕东、赤斤、兀良哈三卫等，分别置于自己统治之下。又结好女真各部，使之为其效力。极盛时势力东抵朝鲜，西达楚河、塔拉斯河，北括南西伯利亚，南临长城。[1]
土木之变
在也先统治初期，瓦剌与明廷关系一直是比较密切的。可是，1449年夏，也先借口出兵进攻大同、宣府、辽东、甘肃。明英宗在宦官王振怂恿下御驾亲征，也先诱明军至大同，破其前锋。紧接着，又聚军于土木堡，歼灭明军主力，俘明英宗而去，史称为土木之变。同年十月，也先进围京师，企图迫明廷订城下之盟。但因北京军民英勇奋战，也先计划未能实现。由于伤亡惨重，加上兵士厌战，内部矛盾重重。1450年也先被迫将明英宗送还，双方重新恢复正常通贡互市关系。
也先与脱脱不花向不相睦。脱脱不花名义上虽然是汗王，但实权却操在也先手里，与傀儡无异。也先自恃势强，垂涎汗位，欲立自己的侄子为“太子”，脱脱不花拒之，双方关系彻底破裂，两部爆发激烈战争。脱脱不花初与弟阿噶多尔济联兵，彼此实力大致相当，难分胜负。后因兄弟内讧，阿噶多尔济叛投也先。脱脱不花势单力薄，逃往兀良哈（唐努乌梁海）。脱脱不花死后，也先自称“天圣大可汗”，建号“添元”，以次子阿失帖木儿为太师。
西蒙古
后来东部蒙古达延汗再兴，瓦剌部则移师西北地区，势力一度扩张至伊犁河流域一带。为了保证贸易的顺利进行，阿失帖木儿还不时遣使向明朝通贡。
也先之后约150年﹐哈剌忽喇兴起。 哈剌忽喇与马哈木﹑脱脱不花、也先祖孙一样﹐亦出身于绰罗斯部。约与其同时﹐还有和硕特部首领拜巴噶斯。二人先后为瓦剌四部盟主。此时瓦剌的分布地在额尔齐斯河左岸低洼地带﹐其牧场地可直达伊赛克湖。
清初活动
清代瓦剌分为四大部：绰罗斯（准噶尔）、和硕特、杜尔伯特、土尔扈特。另有辉特等小部。准噶尔部强势控制天山南北。明朝崇祯元年（1628），土尔扈特部西迁到伏尔加河沿岸。明朝崇祯九年（1636），和硕特部又在固始汗率领下迁到青海。杜尔伯特部游牧于科布多阿尔泰山一带。
顺治三年（1646），卫拉特蒙古各部首领便派使臣赴北京朝贡，进献各种物品，表示愿与清朝保持良好的政治关系，开展双方的物质交流。清朝对这些来使热情接待，赏赐各种物品，表示尊重保持他们原有的政治经济模式和生活状况。
顺治十年（1653），准噶尔部首领巴图尔珲台吉之子僧格继任准噶尔部首领后，不断派使臣到北京进献贡物，着力加强与清朝的政治关系和经济往来。因此，在僧格执政准噶尔部的近二十年中，清、准之间一直保持着良好的政治关系和频繁的经济往来，对准噶尔部的发展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康熙十年（1671），噶尔丹继其兄僧格任准噶尔部首领。时准噶尔部势力已居卫拉特蒙古诸部之首。噶尔丹上台初年，羽翼未满，无力与清朝对抗，便继承其父、兄的政策，继续保持与清朝良好的政治关系，不断派使臣到北京朝贡。康熙十一年（1672），派使臣携带大批贡品到北京示好，清、准双方保持着比较好的政治关系，经济往来也日益有所增多。1679年，噶尔丹称“博硕克图汗”。
噶尔丹执政初年，实施“远交近攻”策略，不断对四邻用兵，扩张地盘。康熙十八年（1679），他先派兵攻占天山南部的哈密、吐鲁番两地。康熙十九年（1680），噶尔丹趁天山南部的叶尔羌汗国内乱不断，力量衰落之机，派12万骑兵从伊犁翻越天山，经阿克苏、乌什一举攻入天山南部的喀什噶尔（今喀什）、叶尔羌（今莎车），消灭了延续一个世纪的叶尔羌汗国，使天山以南、昆仑山以北的广大地区及其生活在这里的维吾尔等族群众处于准噶尔的控制之下，不但大大扩张了准噶尔的管辖地域，而且也增强了准噶尔的经济军事实力。
康熙二十一年（1682），清朝为了庆贺平定“三藩之乱”的胜利，显示自己的武力，特派祁塔特作为使臣，带领多人和大量财物，到准噶尔的政治中心伊犁进行封赏。噶尔丹对祁塔特一行的到来盛情款待，并回赠了大批财物。次年初，祁塔特返京时，噶尔丹还派专人一路护送。祁塔特的这次出使，更增强了当时清朝与准噶尔之间的良好关系。
乌兰布通之战
随着统治地域的扩大和军事实力的增强，噶尔丹妄图统一全蒙古、重建大蒙古汗国的野心也迅速膨胀。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噶尔丹率精锐骑兵3万在击溃喀尔喀蒙古之后，长驱直入，进兵到离北京仅700里的内蒙古乌兰布通（今内蒙古克什克腾旗内），严重地威胁到清朝的安全。康熙皇帝亲率清朝大军与准噶尔军队决战。当年阴历八月二日，双方在乌兰布通激战一整天，清军先用大炮轰击准噶尔军队的所谓“驼城”，继而各路军队英勇冲杀，攻破敌军营垒，大败准噶尔军队。噶尔丹率残军数千人逃出。此战使准噶尔军队元气大伤，很大程度上解除了清朝北方的军事威胁。
昭莫多之战
噶尔丹在乌兰布通战败后，逃往科布多（今蒙古国西部）一带暂住，经过几年休整，在康熙三十五年（1696）又集合3万骑兵进攻喀尔喀蒙古各部。康熙皇帝这次率10万清军分路出击，深入漠北。噶尔丹见清军人数众多、势力强大，在克鲁伦河稍一接触便率众逃跑。清军随后穷追猛打，经3天急行军，终于在昭莫多地方（今蒙古国乌兰巴托东南）将准噶尔军队阻截包围，双方随即展开激战。最后，准噶尔军队大败，噶尔丹仅带几十名亲随逃脱。此战几乎全歼噶尔丹的精锐部队，从此噶尔丹再无力向清朝发动大规模的进攻。
噶尔丹在乌兰布通之战和昭莫多之战中连续失败后，率残众在今蒙古国西部一带流窜活动，再加上准噶尔政权内部发生政变，其侄策妄阿拉布坦在伊犁自立为汗，取而代之，后路断绝，处境日益困难，其部下也纷纷离散。康熙三十六年（1697），康熙皇帝为了彻底消灭噶尔丹的势力，第三次亲自带兵出征，指挥前敌诸军行动。噶尔丹在清朝大军的围追堵截下，无处可去，于当年在逃亡中病死。清朝征讨噶尔丹的战争取得最后胜利。
反击俄国侵略
17世纪，俄国越过乌拉尔山向东向南扩张，逐渐侵入卫拉特蒙古各部牧地。18世纪初，俄国军队已深入到当时由准噶尔部游牧的亚梅什湖畔（今俄罗斯巴甫洛达尔市南），并在这里建筑侵略据点，驻扎军队，向当地牧民强征赋税。康熙五十五年（1716），为了反击俄国的侵略，准噶尔首领策妄阿拉布坦派大将大策凌敦多布率军近万人进行反击，包围了入侵的俄军。俄军在布赫戈利茨率领下坚守了70多天，最终以损失近3000人的代价而失败，少数残军逃跑。准噶尔军民在此次战役中不但消灭、俘虏了众多侵略者，暂时地阻止了俄国进一步侵略扩张的步伐，而且也显示了中国人民反抗外来侵略的决心和勇气。
康熙末年，清朝与准噶尔为争夺对我国西北地区的控制权再次发生大规模的武装冲突。为了配合北部蒙古高原和南部西藏方面清军的作战，驻巴里坤的西部清军也向天山东部两侧的乌鲁木齐和吐鲁番的准噶尔军队发动进攻。康熙五十九年（1720），清朝军队在散秩大臣阿喇纳等人率领下进军吐鲁番，当地准噶尔军队或死或降，迅速瓦解。
在准噶尔的发展壮大过程中，不断与四邻的一些民族发生冲突，与当时游牧于中亚地区的哈萨克人为了争夺牧地人畜的冲突更是频繁。雍正元年（1723）春，哈萨克草原上大雪成灾，准噶尔的军队向游牧于塔拉斯河谷地的哈萨克人发动大规模突然袭击，毫无防备的哈萨克人毫无抵抗能力，仓猝间只得丢下牲畜、财物四散奔逃。准噶尔军队占领了原由哈萨克人控制的中亚重要城市塔什干、土尔克斯坦等。通过这次军事行动，准噶尔的管辖地域不仅进一步扩大到中亚广大地区，而且迫使哈萨克的一部分部落臣附自己，策妄阿拉布坦也因这次战争的胜利而把准噶尔推向了一个新的强盛时期。
额尔德尼昭之战
从雍正七年（1729）起，清朝与准噶尔之间的武装冲突再起，互有胜负。雍正十年（1732），准噶尔军队主力在噶尔丹策凌亲自率领下攻击喀尔喀蒙古各部，遭遇副将军策凌所率2万名清军的反击，遂退守额尔德尼昭（亦称“光显寺”）地方，依山傍河列阵，以图阻击清军的进攻。策凌率追兵到达此地后，分兵两路，一支正面攻击牵制敌军，一支绕到敌后山顶自上而下攻击。双方激战一整天，准噶尔军队在前后夹击下溃败。此战准噶尔军队死伤万余人，元气大伤，噶尔丹策凌乘乱逃出，清朝取得对噶尔丹策凌执政准噶尔时期战争的决定性胜利。额尔德尼昭之战后，清、准双方开始谈判，双方关系进入一个相对友好平静的时期。
清朝使臣阿克敦伊犁之行
雍正十年（1732）额尔德尼昭之战后，清朝与准噶尔之间的大规模武装冲突告一段落，双方又开始互派使臣，暂时和好。雍正十二年（1734），清朝派内阁学士阿克敦等作为使臣，赴准噶尔的统治中心伊犁，商讨划分双方牧地。次年，阿克敦与准噶尔使臣那木喀一起返回北京。由于双方谈判未果，乾隆三年（1738），阿克敦作为清朝使臣再次出使伊犁，与准噶尔首领噶尔丹策凌等进行商讨，但由于双方意见不一，仍未达成协议，不得不与准噶尔汗国使臣哈柳一起又返回北京。在谈判中，阿克敦坚持以阿尔泰山作为双方牧界，最后清、准在乾隆四年（1739）达成的协议中基本接受了这个方案。阿克敦在这次清、准谈判中来往奔波，努力调解，为双方良好关系的恢复和进一步发展作了大量工作。
乾隆四年（1739），准噶尔与清朝经过谈判划分牧界后，双方关系进入了一个相对稳定的良好发展时期。噶尔丹策凌经过几年的努力，很快摆脱额尔德尼昭之战失败的阴影，便利用这个时机，率军分两路攻打相邻的哈萨克的中玉兹和小玉兹两大部落，并取得胜利，进一步扩大了在中亚及哈萨克草原的管辖地域，使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的广大地区都纳入了准噶尔的版图，也使准噶尔进入了一个新的强盛时期，为后来清朝统一新疆后在我国西北地区疆域的确立打下了基础。
准噶尔衰落
达瓦齐像乾隆十年（1745）噶尔丹策凌去世后，准噶尔上层为争夺汗位内乱不断。大策凌敦多布之孙达瓦齐联合卫拉
特蒙古辉特部台吉阿睦尔撒纳，于乾隆十七年（1752）杀死噶尔丹策凌的长子喇嘛达尔札，夺取汗位，执政准噶尔。准噶尔在近十年的内乱中，力量大为削弱。达瓦齐上台后，残杀异己，荒淫无度，弄得众叛亲离，民众怨恨，最后与曾支持他上台的阿睦尔撒纳也发生冲突，使阿睦尔撒纳在争权斗争失败后投奔清朝。达瓦齐的倒行逆施，使准噶尔迅速衰落。1753年，杜尔伯特部归属清朝。1754年，阿睦尔撒纳归属清朝。
乾隆二十年（1755），乾隆皇帝听从阿睦尔撒纳等人的建议，发大军5万，顺利进抵伊犁，在格登山合歼准噶尔军队，一举消灭了准噶尔政权，遂后擒获准噶尔的最后一位汗达瓦齐，取得统一包括今新疆在内的我国西北广大地区战争的决定性胜利。当年，土尔扈特部迁回新疆，史称土尔扈特部东归。
准噶尔政权灭亡后，阿睦尔撒纳妄图作卫拉特蒙古各部的“总台吉”，为清廷拒绝，遂起兵反叛，杀死留驻伊犁的清朝官兵。乾隆二十一年（1756），清朝出兵平叛，阿睦尔撒纳不敌四处流窜。乾隆二十二年（1757），阿睦尔撒纳经哈萨克草原逃到俄罗斯军队控制的地方，旋病死，清朝取得平定阿睦尔撒纳叛乱的完全胜利，从而确立了对天山以北广大地区的直接治理权
黄教勃兴
卫拉特简介
卫拉特是 蒙古族的一支，系 漠西蒙古的总称。 蒙古帝国或元朝时代，卫拉特人 繁衍生息于 叶尼塞河上游地区， 成吉思汗 兴起后，成为 蒙古帝国的一部分，被划分为四个 万户。 元朝末年 明朝初年，其社会发展迅速，部众人口猛增至四万余户，领地也大有扩张。除了原来的 叶尼塞河上游广大地区外，已西越 阿尔泰山，扩张到 额尔齐斯河上游，西南与 哈密、 别失八里相邻，东南进入 扎布汗河流域与东 蒙古（ 鞑靼）相接，北边与乞儿吉思为邻。
佛教发展史
佛教早在 蒙古帝国时期即已在 蒙古人中有所传播。 蒙古 统治者出于巩固与稳定政权的需要，大力推崇佛教。 1246年， 蒙古 阔端 太子代表蒙古汗廷与 西藏 萨迦派四祖 萨班（1182～1251年）在 凉州 会晤， 藏传佛教始传入蒙古，萨班并被蒙古统治者确立为西藏各地 僧俗的领袖。 阔端也成为最早 皈依藏传佛教的 蒙古王室成员。不过，当时 藏传佛教还远没有像后来那样居于独尊地位。在 忽必烈继位之前， 蒙古统治者对宗教采取的是 兼容并蓄政策，而居于 主导地位的应为来自 汉地的 禅宗，如“历事 太祖、 太宗、 宪宗、 世祖，为天下禅宗之首”的 海云和尚，在 蒙哥（1251～ 1260年在位）时即受命“掌释教事”。《 佛祖历代通载· 海云法师传》还记载了海云法师为国家祈福事：
乙巳（1245年），奉（ 元太宗）六 皇后旨，于 五台为国祈福…… 丁未（1247年），贵由皇帝即位，颁诏命（海云）统僧，赐 白金万两。师于昊天寺建大会，为国祈福…… 丙辰（1256年），奉（ 蒙哥） 圣旨，建回于 昊天寺。
这些说明，在 忽必烈奉佛教之前，海云法师已在 朝廷多有活动，影响不小。
此外， 嵩山 少林寺 禅宗大师 福裕亦被邀至“北庭 行在”，讲经累月。 蒙哥汗时期，以福裕为代表的佛教和以 李志常为代表的 道教互相攻击，双方都标榜自己的 教义最正确。为了平息这场争论，蒙哥汗于1256年下令在 和林举行御前 辩论，以决胜负。最终，蒙哥汗认为：“我国家依着 佛力光阐 洪基，佛之圣旨敢不随奉？……今 先生言 道门最高， 秀才人言 儒门第一，迭屑人奉弥失诃言得生天，达失蛮叫空 谢天赐与。细思根本，皆难与佛齐”，宣布以禅宗为代表的佛教取得胜利。直到 1260年元世祖忽必烈继位后， 蒙古统治者的佛教信仰才发生了根本性改变。他先后敕封 萨迦派五祖 八思巴（1235～ 1280年）为 国师、 帝师，统领全国佛教，而且他本人和许多皇室贵族都纷纷皈依帝师。上有好者，下必甚焉，其举措将 藏传佛教萨迦派很快推向 极致，使其以 凌驾于佛教其他各 宗派之上的特殊地位而 蔓延全国。
1953年在 蒙古人民共和国 库苏古尔省阿尔 布拉格县发现《释迦院碑》（又称《蒙哥汗碑》）一通。该碑立于 元宪宗七年（1257年），以 回鹘式 蒙古文和 汉文镌刻，系斡亦剌惕“奉佛驸马八立托”与公主为庆祝宪宗蒙哥五十大寿而勒立的，以示“广兴喜舍之心……重发菩提之意”，旨在酬谢 皇恩，祈佛保佑，使“ 国泰民安，法轮常转”。该碑的发现，证明早在 13世纪中叶，卫拉特中即有佛寺——释迦院——存在。此外，据载， 贵由汗（1246～1247年 在位）的皇后海迷失是卫拉特人，也是一个虔诚的 佛教徒。由于当时蒙哥汗推崇的是汉地禅宗，以理度之，当时卫拉特 封建主接受的亦当为禅宗。《释迦院碑》的发现即从侧面证明了这一点，同时，我们可以认为该寺“很可能是邀请 汉僧主持建造，并由汉僧主持”。不过，在那个时代，佛教在卫拉特中的 传播主要局限在 贵族阶层，影响不大，普通 百姓则大多信仰 蒙古族的传统宗教—— 萨满教。故终元一代，卫拉特佛教绝少见于史书的记载。
佛教，主要是藏传佛教在卫拉特中的发展与兴盛，最早可追溯到 15世纪30年代，与卫拉特统治者 脱欢、也先 父子的支持有着 密不可分的关系。
明初， 卫拉特部开始 崛起，当时其 首领为 猛哥帖木儿。 建文四年（ 1402年）左右， 猛哥帖木儿去世，卫拉特被分为三部，由 马哈木、 太平和 把秃孛罗分别领属，其中以马哈木力量最强，曾派使入明朝贡。 永乐七年（ 1409年）五月， 明成祖分别封三部首领为顺宁王、贤义王和 安乐王。永乐十六年（ 1418年），脱欢继 马哈木之位袭顺宁王爵。这是一个富有政治抱负的 蒙古贵族，他在位期间， 励精图治，经过连年征战，先后击灭 太平和 把秃孛罗所部，统一了卫拉特。接着，与脱脱不花联合，击败东蒙古 北元政权中掌实权的和宁王 阿鲁台，使分裂既久的东西蒙古复归于统一。脱欢本欲自立为可汗，但迫于当时根深蒂固的正统观念，只好拥立“黄金氏族” 成吉思汗的嫡系子孙脱脱不花可汗充当傀儡，而自任太师。在其晚年，加强了对佛教的利用，并有意提高喇嘛在卫拉特社会中的地位，这在明朝史料中有侧面反映：
正统二年（ 1437年）十二月 甲子，命瓦剌顺宁王脱欢使臣 哈马剌失力为慈善弘化国师，大藏为 僧录司右 觉义，答兰 帖木儿等指挥、 千户、镇抚等官。初，哈马剌失力自陈屡来朝贡，厚蒙恩赍，乞赐名分，以便往来。行在礼部以闻，故有是命，仍赐哈马剌失力僧衣一袭，及答兰 帖木儿等冠带。
正统三年（ 1438年） 正月丙戊，命瓦剌使臣兀思答 阿里为 都指挥佥事，僧人也克出脱里也为都纲，赐冠带僧衣等物。
这一记载说明，脱欢不仅信仰佛教，而且还以僧侣为使臣前往明朝，进行外交活动。 明英宗对其使臣哈马剌失力一行来朝一事相当重视，厚加封赏，封哈马剌失力为“慈善弘化国师”， 大藏为“僧录司右 觉义”，并“赐哈马剌失力僧衣一袭”。这些记录足以证明当时佛教在卫拉特人中是被抬得相当高的。
正统四年（ 1439年），脱欢死，子也先继位，称太师淮王，同时也秉承了先父优恤佛教的政策。 正统十一年（ 1446年），他上书明廷，要求提高 喇嘛的地位：
瓦剌太师 也先所遣朝贡灌顶国师剌麻禅全精通释教，乞大赐封号，并银印、 金襕袈裟及索佛教中合用五方佛画像、铃杵、铙鼓、缨络、海螺、咒施法食诸品物。事下礼部议。 尚书胡滢等以为稽无旧例，请裁之。上曰：“朕抚御外夷，一惟祖宗 成宪是式，今也先妄求，既无旧例，岂可勉徇，其勿予。”
看来，也先之请并不如其父那样来得顺利，被明政府以前无旧例可循而予以拒绝。正统十四年（ 1449年），也先纠合各部众，分兵四路进攻明境。明英宗仓促应战，御驾亲征，在 土木堡遭到袭击而被俘。此役使也先的势力大为扩张。也先借其余威，遂再于景泰三年（ 1452年）重提十年前曾被明廷拒绝的要求。史载，是年十一月庚申：
又别为其国师三答失礼、番僧撤灰 帖木儿等奏求僧帽、僧衣，佛像、帐房、 金印、银瓶、供器等项，俱不允。结果仍然未得应允。
为什么父子之请会有如此截然不同的结果呢？究其原因，应与此时也先势力扩张过快，引起明政府的警觉与担心有关，以此之故，明政府也加强了对 蒙古人所信奉的藏传佛教的 戒备，故而对藏传佛教由支持专为 排斥。
景泰四年（ 1453年），也先袭杀 傀儡可汗 脱脱不花自立，称“大元田盛（ 天圣）可汗”。但命运乖舛，次年便被 阿剌 知院击杀。也先之死，导致了卫拉特政权的崩溃和随之而来的东西 蒙古短暂统一局面的结束，代之而起的是北元王室的重新崛起。 成化六年（ 1470年），巴图 蒙克被立为 大汗，称 达延汗。绳其祖武，经南征北战，不久又重新统一了 漠北，卫拉特不得不退回西北一隅，即使如此，还不时受到东 蒙古贵族的军事进攻。为了应对这种被动局面，陷于分裂的卫拉特四部：绰罗斯（ 准噶尔）、 杜尔伯特、 土尔扈特、 和硕特于 15世纪后期，经过重新 磨合，结成卫拉特联盟以对抗来自东 蒙古的威胁。其中以准噶尔为首，但互不统属。
卫拉特联盟时期， 喇嘛仍然受到统治者的优遇。在《1640年蒙古卫拉特法典》之前形成的一部法典——学界习称《卫拉特旧法典》——中有这样的内容：同僧侣的 通奸完全不受 处罚，而 普通人的 通奸， 奸夫应交出四岁马一匹给喇嘛传令吏。这里的 僧侣、 喇嘛，显然指代的都是 黄教传进以前的各派 喇嘛。这也足以说明，也先死后，即 15世纪后期到 16世纪前半期， 藏传佛教在卫拉特中的传播还是相当 广泛的。
其后不久，西藏黄教即渐次传入卫拉特各部， 新疆佛教的面貌也随之大为改观，迈入了一个全新的时代。
吾人固知，卫拉特是游牧民族，而佛教戒杀生、戒争斗的教义肯定会与其骑马射猎、尚勇好武的习俗存在牴牾之处。那么，卫拉特人又何以 不遗余力地尊崇佛教呢？我认为应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因素：一、蒙元统治者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利用藏传佛教作为精神统治的武器，故对藏传佛教极力推崇，甚至将其定为国教。卫拉特上层与元朝皇室，世联婚姻，有的成为皇室的驸马，有的受到 蒙古皇室的加官封爵，受其影响皈依佛门自属情理中事；二、卫拉特与沙州、 罕东、 赤斤三卫蒙古之间存在着密切联系，也先曾“遣人伪授沙州、罕东、赤斤蒙古三卫 都督喃哥等为平章等官，又擅置 甘肃行省名号，意在邀结夷心”。这三卫 蒙古人都是藏传佛教信徒，其统治者往往以喇嘛为使臣与卫拉特往来，“交往深密”，也促进了卫拉特 封建主对佛教的接受。此外，与卫拉特关系密切的哈密及 泰宁、 朵颜、 福余 兀良哈三卫也都是藏传佛教的兴盛之地，而且都曾受到卫拉特首领也先的控制，故其佛教对卫拉特产生影响亦当情理中事；三、黄教倡导 生死轮回、善恶相报之说，鼓吹今生尊佛积善，来世可以修成正果，并宣称 蒙古贵族—— 诺颜就是前生行善而转生成正主的，与“神”的地位相等。这些说教自然符合 蒙古贵族的利益；另一方面，处于被压迫、被剥削地位的劳苦大众之所以受贫受欺，同样也是前世行为之果，因作恶而在今生得到了恶报。此说掩盖了卫拉特社会阶级差别、贫富差别的本质，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使劳动人民忍受、顺从，放弃改革现实生活的斗争，有利于稳固卫拉特 封建主的统治，比 蒙古人原来尊奉的萨满教更符合于统治者的需要，故而得到卫拉特封建主的倡导。
黄教简介
黄教是 15世纪初在 西藏兴起的一个 喇嘛教派系。当时，藏传佛教各派戒律废弛，僧人追逐世俗权利与财富，引起信誉危机，有鉴于此， 宗喀巴倡导宗教改革，主张依据噶当派的教义，要求僧侣严守戒律、终身不娶、脱离农事，严格寺院组织与 管理制度，使世俗贵族不能操纵寺院事务；主张显密并重，强调显密兼修及先显后密的修行次第，故被称为格鲁（善规）派。又因该派僧人戴黄色僧帽，俗称“黄教”。
16世纪，东 蒙古 土默特部的俺答汗将卫拉特势力逐出 杭爱山之南，又进兵 青海，驱逐了卫拉特在那里的势力，逼迫卫拉特将其活动中心局促于 天山南北一带。 万历元年（ 1573年），黄教首领锁南嘉措应邀抵达俺答汗在 青海的驻地。俺答汗皈依黄教，成了护法王，并授予锁南嘉措为“圣识一切瓦齐尔达赖喇嘛”之号。达赖之名，由此而始。这一事件标志着 蒙古开始接受黄教，在蒙藏佛教史上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接着，东 蒙古其余各部也相继改宗。在达赖三世锁南嘉措的授意下，俺答汗的孙子 云丹嘉措成为达赖四世。一位 蒙古人坐床 拉萨，成为黄教的一代教主，这对蒙古佛教信徒而言，不啻为一件具有 划时代意义的大事，而对黄教来说，此举也必然为争取更多的信徒开辟了广阔的道路。于是乎，黄教更如洪水一样，迅速漫及东西 蒙古的所有部落。但由于卫拉特“同西藏没有直接联系，以及跟东 蒙古执政者不和”，黄教在卫拉特中的流行要比东蒙古晚了不少。
黄教与卫拉特的最初接触，庶几乎可追溯到 17世纪初叶，系由东 蒙古传入。佚名氏着 托忒文《 和鄂尔勒克历史》对此作了如下叙述：
在喀尔喀乌巴什珲台吉时邀请 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到 蒙古地方，从此 蒙古人开始皈依佛教。以后卫拉特人在拜巴噶斯时代请了察罕诺们汗 呼图克图。呼图克图创造了托忒文字，给大家教书，使大家了解佛法的精义。同时传播医学和其它学问。这样，卫拉特人对佛法就更加深信不疑。
上述引文中所说的佛教无疑是指黄教，察罕诺们汗即哲布尊丹巴，系喀尔喀黄教教主的封号，乌巴什珲台吉即硕垒乌巴什珲台吉。硕垒乌巴什珲台吉时，黄教在喀尔喀部已有流布，但当时 哲布尊丹巴一世尚未出世，因此引文所说的哲布尊丹巴不可能是 哲布尊丹巴一世，而只能是哲布尊丹巴一世的前身，即 库伦掌教大喇嘛扎阿囊昆噶宁波。扎阿囊昆噶 宁波原是西藏大喇嘛， 四世达赖在位时，曾于 明神宗万历三十二年（ 1604年）计划在土拉河畔的 库伦设置一名坐床掌教大喇嘛，以弘扬佛法，但未派人前去。后来，拉萨黄教各大喇嘛公推扎阿囊昆噶宁波前去就任此职。他于万历四十二年（ 1614年）抵达 库伦（今 乌兰巴托）。临行， 达赖四世赐以“大慈迈达里呼图克图”之号。大喇嘛由西藏而住持 蒙古，应以此为镐矢。扎阿囊昆噶宁波被选为 蒙古掌教大喇嘛，宣传教旨，灵异昭着，受到了喀尔喀人的极度尊信，被尊以大慈诺们罕之号，并上“博硕克图济农”号，为转金轮彻辰济农汗。 崇祯六年（ 1633年） 圆寂于 蒙古之 库伦。扎阿囊昆噶宁波圆寂后，“转生”为哲布尊丹巴一世，驻锡 库伦，仍为掌教之大喇嘛。
通过上文的考证，可以看出，卫拉特人最初皈依黄教，当在扎阿囊昆噶宁波于 1614年抵达 库伦后不久。 日本学者若松宽进一步考证认为，黄教正式传入卫拉特 蒙古之年应是万历四十三年（ 1615年）。时当俺答汗皈依黄教之后的第42个年头，可以信从。
拜巴噶斯“听取了察罕诺们汗讲授的有关情器世间必将毁灭的道理，决心脱离无常之根”，遂发愿出家为僧。由于那时拜巴噶斯是四卫拉特的领袖，故其 出家念头受到所有卫拉特王公贵族的反对。众人问察罕诺们汗：“是一个人当喇嘛福大，还是众人当喇嘛福大?”呼图克图回答：“众人当喇嘛福大”。于是四卫拉特王公决定每人派一个儿子代替拜巴噶斯当喇嘛。这些王公有：乌巴什汗、杜尔格齐诺颜、楚 库尔、哈喇呼喇、 巴图尔珲台吉、 墨尔根岱青、 土尔扈特的 和鄂尔勒克、罗卜藏、墨尔根托木尼、杜尔伯特的达赖台吉、辉特的苏勒坦台什等，每人出一个儿子，总共有32个 王公的儿子当了喇嘛。同时还从庶民中选了200个男孩子作为上述王公孩子的侍从，也当了喇嘛。这些人被送到 安多学习，不久又被送到拉萨求学。拜巴噶斯当时还没有儿子，便从和硕特巴巴汗诺颜的儿子中认了一个 义子，献出当了喇嘛，这便是后来声名卓着的咱雅班第达。
卫拉特诸部之皈依黄教，使黄教势力更为壮大，引起了藏传佛教其他教派的担忧与警惕，遂与世俗权力联合起来试图予以遏止，其中最突出的例证就是 后藏 藏巴汗及其联盟对黄教的反对与抑制。也就在这一时期， 卫拉特部的势力又逐步渗透到 青海地区，与黄教有了更密切的接触。推进这一进程的最大力量来自 和硕特部的 顾实汗。
顾实汗本名 图鲁拜琥（tho-rol-pā’i-hu, 1582～ 1655年），是和硕特部著名首领哈 尼诺颜洪果尔之子，拜巴噶斯汗之弟，自小即以勇武着称。据传，他13岁时曾领兵击败了“白头回回”的4万士兵,“威名大振，所向无敌”。万历三十四年（1606年），喀尔喀与卫拉特之间产生冲突，战争一触即发，为了消弭这场战争，他冒生死前往调解，获得成功， 东科尔胡图克图与喀尔喀首领们对其活动极为推崇，共赠其“大国师”的称号。顾实汗实即“国师汗”之音转。
天启五年（ 1625年），顾实汗以熬茶为名，秘密到 后藏参加了罗桑却吉坚赞主持的吉祥法会。罗桑却吉坚赞赐给他“ 顾实·彻辰 绰尔济”之号，并说：“是赞助我 苏玛第·吉尔第教之高徒也。此后，汝之事业将获昌盛！”顾实汗原驻牧于天山北路，此时已率部到转牧于天山南路，本有袭据 青海之意，此时正好获黄教首领的邀请，遂乘机于 1636年初率部到达青海湖畔，答应保护黄教。这次会见，标志黄教护法权由东 蒙古向西蒙古之转移。
在此之前， 西藏地方首领 藏巴汗率六路大军进入 拉萨，黄教惨遭践踏；而在 青海，喀尔喀部首领却图汗也嫉视黄教，故而响应藏巴汗的请求，遣其子 阿尔斯兰率兵一万，侵入卫藏，公开声称他们是“黄教的敌人”，以为藏巴汗之奥援。他杀害了西藏的三位大汗，非常“仇视佛教，尤其是破坏格鲁派最为激烈”。故黄教上层遂于崇祯八年（ 1635年）向卫拉特求援。卫拉特的 王公贵族立即召集“丘尔干”（ 蒙古语意为“会议”“会盟”），决定答应黄教首领的请求，“一致表示：拜达赖喇嘛为上师。他们说：‘难道藏族人不都是达赖喇嘛的子民吗？卫拉特人不必缩手缩脚，要把他们安置到他们愿意去的地方。’”卫拉特王公的这一决定，不仅仅是为了护教，同时也是出于自身发展的需要。因为自 16世纪末以来，卫拉特周围处在敌对力量的夹击之中，东方受 喀尔喀蒙古的攻击，西面与哈萨克族也时常发生冲突，南方与察哈台后王有矛盾，北面又受到 沙俄的侵扰与遏制，由此而产生了一系列问题，加剧了诸部的矛盾。出兵西藏，既可缓解内部的矛盾，扩大自己的势力、地盘与影响，又可得到西藏黄教势力的支持。当时，虽为卫拉特盟主，但却受到准噶尔排挤而早有另寻牧地打算的顾实汗对丘尔干的决定起到了重要作用。
崇祯九年（1636年）初，卫拉特大军由顾实汗、巴 图尔珲台吉、墨尔根托木尼、 吉鲁图尔台吉四人率领，从 乌鲁木齐一带出发，南下远征 青海，翌年击灭了却图汗。却图的复灭，对西藏黄教诸法王来说，暂时避免了一场灾难，对卫拉特人来说，使其对 青海的占领成为事实，同时也使其与黄教寺院集团的直接接触进一步加强，正如 意大利著名 藏学家杜齐所言：
顾实汗强大的 游牧部落紧靠西藏边境，顾实汗的虔诚与专一信仰使他本人多少享有不无夸张的威望。不但黄教的上层与顾实汗之间的信使往来趋于频繁，而且黄教的僧侣经常被召集起来为这位 蒙古大汗的军队举行宗教仪式，祈求神佑。然而，却图汗的灭亡，无论对卫拉特还是对黄教来说，都不是最后的胜利，因为势力更大的 藏巴汗还毫发未损，不仅未因却图汗的灭亡而改变对黄教的政策，而且对黄教的仇视进一步变本加厉。崇祯十一年（ 1638年），顾实汗以 香客的身份从 青海来到拉萨，在 大昭寺拜会了 五世达赖和 四世班禅，决定了三件大事：一是共同派兵到 盛京与清 皇太极取得联系；二是清除青、康地区敌对势力；三是共同摧毁 藏巴汗地方政权。在顾实汗返回 卫拉特部前，达赖与班禅又赠他以“丹增却吉杰波”（bstan-’dzin chos kyi rgyal po）的称号, 意为“护教法王”。崇祯十四年（ 1641年），击杀 藏巴汗，其声望“威镇 后藏、阿里、康区、安多、五色四夷、汉蒙卫拉特。顾实汗让他的儿子和外甥扶持了佛教，立下了 丰功伟绩”。
击灭 藏巴汗后，迎 五世达赖坐床拉萨，治 前藏；上罗桑却吉坚赞“班禅额尔德尼博格达”的尊号，坐床于 扎什伦布寺，建立了班禅活佛系统，治 后藏。从此卫拉特之护法王地位得以确立，护法王由和硕特部担任。
顾实汗出兵 西藏，意义重大。战后，顾实汗没有离开西藏，也没有把西藏交给黄教寺院管理，而是在 布达拉宫直接通领全藏和 青海的行政、军事，并拥有任命 第巴的特权。自此以后，和硕特汗廷与达赖、班禅共同掌握西藏宗教事务，历四代五汗，计75年（1642～1717年），使黄教在西藏 树立了牢固的统治地位。达赖喇嘛利用 既得利益的优势，抢夺其他教派所属的封地与寺庙，强迫其他教派改宗黄教，使黄教的势力得到了长足的发展。
为了进一步加强黄教的 优势地位，顾实汗极力促使达赖五世与 清政府加强联系。 崇德八年（明崇祯十六年， 1643年），他遣使向 清政府奏言：“ 达赖喇嘛功德甚大，请延至 京师，令其讽诵经文，以资福佐。” 顺治九年（ 1652年）正月，顾实汗再度“以劝导达赖喇嘛来朝，奉表奏闻”。同年十一月，达赖五世率班禅及顾实汗的代表来到 北京，受到 顺治帝的隆重接待，并赍送 金册、 金印，封达赖五世为“西天大善自在佛所领天下释教普通瓦亦喇坦喇达赖喇嘛”，册文、印文均以满、蒙、藏、汉四种文字写成。从此， 清朝中央政府正式确认了达赖喇嘛在蒙藏地区的宗教领袖地位。
顾实汗的巨大成功，无疑会加速 卫拉特社会 黄教化的进程，促进卫拉特封建 贵族与黄教首领的政治联姻。
参考资料1.瓦剌崛起之路隐患重重注定其最终的衰败·新浪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