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希苓(汪希苓忠与过)
2004年5月9日母亲节,绰号“白狼”的台湾竹联帮前总掌法,在广州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墓前宣誓,成立“中华统一促进党”(2005年10月25日正式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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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说:“成立这个政党的初衷,不是为了参加选举、谋取公职。它只有一个使命,就是促进两岸和平统一。”
2013年6月29日,“白狼”乘坐飞机落地台湾松山机场。
刚下飞机就看到上千名全副武装的警察,在机场等候多时,他坦然面对,简单说了句“悉听尊便”,伸出手让警察戴上手铐,没有一丝反抗的举动。
关于返回台湾的动机,他在几天前的上海记者发布会上说:“个人的名誉不足为道,为两岸人民追求真正的和平,才是个人期盼的使命。”
图|张安乐(中)
接着,“白狼”手捧一本标题为《和平统一,一国两制——台湾人民幸福的最佳保证》的书籍,微笑着被警察带走了。
这个人就是被台湾当局以违反《组织犯罪防制条例》为由通缉了十几年的“要犯”——张安乐。
一个曾经的黑帮大佬,竟然致力于实现祖国和平统一?
究竟确有其事,还是一个幌子?
莫非……
1949年4月,解放军势如破竹渡过长江,攻下南京总统府。数百万国民党军、公务员和教师(简称军公教),纷纷跟随蒋介石政权涌入台湾。
国民党刚进入台湾时,在学校、社会上,来自大陆的军公教子弟与岛内青年冲突不断,为了抱团取暖,以自保为宗旨的校园帮派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
上个世纪50年代,在台湾出现的“四海帮”、“竹联帮”,其骨干成员大多数是来台的军公教、眷村子弟,所以在台湾素有“外省挂”之称,即外省籍背景的帮会。
尽管最初发起时,校园帮会多以学生抱团自保为宗旨,但建立后,逐渐出现了黑恶化的趋势。为了维持和发展壮大,帮会纷纷介入色情、赌博等违法行业,为收取保护费、争夺地盘而互相火并倾轧。从50年代后期开始,岛内最大的“四海帮”和“竹联帮”,多次展开火并。
台湾的“外省挂”以组织严密著称,其核心骨干不乏教育程度良好的青年学生。国民党败退台湾后,吸取了在大陆的失败经验,对中共早期依赖学生运动发展壮大十分恐惧。因此撤台后,对大中学校的学生活动严加管控,连学术思想活动都不得开展,校园氛围十分低沉。
与此不同的是,帮会义气和兄弟情谊对青年学生的吸引力很大,当局对他们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青年学生加入帮会后,以其出色的组织和运作能力,迅速成为骨干和中坚力量。后来台湾帮会大佬中,很多知名的大人物,大多出身建国中学、台湾大学等名校。
在岛内的帮会大佬中,1948年出生于南京的张安乐属于晚辈。“四海帮”和“竹联帮”为争夺地盘而大打出手时,张安乐还没有出道。
图|张安乐
张安乐的父母都是老师,他从小在桃园读小学,读书很厉害,毕业时还拿到了县长奖,由吴鸿麟先生亲自颁发。
初三那年,张安乐因为染上了肺结核,无奈休学。休养半年返回学校,为了跟上学习进度,父母为他报了个补习班。
补习班环境很乱,分帮立派,打架斗殴是家常便饭。入学第一天,张安乐就和坐他旁边的同学打了一架,原因很简单:互相看不对眼。
对方人多势众,多亏了“竹联帮”兄弟的帮忙,张安乐才摆脱了危险,于是他决定加入竹联帮。
1964年,张安乐加入“竹联帮”时,在帮内排“狼”字辈,取名“白狼”。在帮内他结识了“竹联帮”的总堂主陈启礼。两人相交甚密,很快成为莫逆之交。
1966年,天资聪颖的张安乐,考上淡江大学欧研所,并在读书期间发展“竹联帮”的分支组织。
初入“竹联帮”,张安乐资历尚浅,但能够在帮内迅速提高地位,还要归功于他出色的组织能力。
上世纪60年代后期,正值越南战争高潮,数十万美军在台湾驻扎、休整。美军的消费拉动了色情、赌博业的发展,在这些边缘行业的刺激下帮会迅速膨胀。“竹联帮”在这一时期发展迅速,不断新增分支组织。
1968年,张安乐在阳明山召开帮内会议,改组扩大“竹联帮”组织,并规定各分支部门必须向总部上缴部分收益,称为“母金”。此举稳定了“竹联帮”核心组织的财源收入,同时保证了核心组织对分支组织的控制力和影响力,对“竹联帮”的扩大功不可没。
1970年7月,“竹联帮”的财务负责人陈仁,卷走大笔“母金”出逃,并跑到警察局寻求保护。
为杀一儆百,“竹联帮”总堂主陈启礼,派出亲信在台北街头将警方保护下的陈仁砍杀。陈启礼因此被警方逮捕,送到台湾著名的绿岛监狱管训5年。
陈启礼入狱后,“竹联帮”群龙无首、人心惶惶。帮众推举张安乐为“竹联帮”总护法,负责管理帮内事务。张安乐为此从淡江大学退学专注“竹联帮”的发展和维持。张安乐任总护法期间,大大推动了“竹联帮”的组织化、制度化,不断提拔帮众中的年轻后生。因此“竹联帮”在总堂主陈启礼入狱期间,不仅没有涣散,反而继续扩张。
然而,资历浅、不足以服众始终是张安乐的短板,因此常与帮内元老发生摩擦,甚至升级为“竹联帮”内斗。最终张安乐决定淡出“竹联帮”赴美国发展,经营餐厅的同时,在斯坦福大学攻读运筹学硕士。
图|陈启礼
1975年,陈启礼出狱后,一段时间内与“竹联帮”保持距离,主要经营消防、市政行业。同时,他还结交政府人士,承揽大批市政工程,“洗白”成为一个成功的企业家。
1979年后,随着台湾经济的腾飞,帮会也迎来新一轮的深度整合。“竹联帮”纷纷注册成企业,进入餐饮、娱乐、媒体、建筑等高速发展的行业,且获利不菲。
在台湾空军退役军官蔡冠伦的整合下,“竹联帮”的宿敌“四海帮”东山再起。卷土重来的“四海帮”,再次与“竹联帮”爆发混战,双方势均力敌,长期胶着。在此背景下,陈启礼重回“竹联帮”,整合帮内各派力量,准备与“四海帮”一决雌雄。
入狱5年后,陈启礼深感帮会必须获得当局的谅解,与情治系统的合作十分关键。事实上,陈启礼出狱后经营企业时,就刻意和政府搞好关系,并从中受益不少。
随着“竹联帮”影响扩大,陈启礼结交上了陈立夫、蒋纬国等国民党军政元老,与台湾当局高层搭上了关系。
帮会混战致使台湾岛内治安恶化,舆论要求政府扫黑的呼声很高,陈启礼遂决心投效台湾当局,获取谅解和保护。
1981年7月,陈启礼约见岛内媒体人士,谈论时局,当众反对党外运动的政治立场,表示愿意为当局效力。
陈启礼的表态,得到了台湾当局的支持,经过陈立夫、蒋经国等人的联系,时任情报局局长汪希苓多次约见陈启礼,不久决定将他吸收进情报局。
1985年,陈启礼和吴敦来到美国找到张乐平,除畅叙旧情外,对赴美之目的只字未提。直到侨居美国的作家刘宜良(笔名江南)被杀后,他们才对张安乐吐露实情。
刘宜良遇害案史称“江南案”。
图|刘宜良
江南原名刘宜良,属于台湾派往美国的情报间谍,后来又阴差阳错成为美国FBI的线人。后来,江南写了一本名叫《蒋经国传》的书,书中有部分批评蒋经国的内容,其中包括当年他在苏联写文章批评他父亲等。这本书在台湾引起轩然大波,情报局局长汪希苓找到江南谈判,最后以20000元的代价,要求他修改书中的内容,江南答应了。
情报局按照约定汇钱给他,寄到17000元时,又获悉江南还要写《吴国桢传》、《龙云传》。汪希苓认为江南可能还想靠新书敲诈更多钱,一不做二不休决定暗杀江南。官方出面干这种事,影响太大。
汪希苓派出陈启礼、吴敦及董桂森等具有黑帮背景的人,去美国执行暗杀任务。由于江南是FBI的线人,事件发生后,美国政府给蒋经国施压,情报局为了避免事情败露,决定杀人灭口,发动“一清”项目。第一批抓的人里,就有陈启礼、吴敦等一千人。前后共抓了一两千人。
离开美国前,陈启礼找到张安乐,将事情的原委全盘托出,并请他在关键时刻一定要出手帮忙。张安乐提醒他:“要格外小心,军统做事从不留后患,常常利用完就杀人灭口。”
陈启礼说:“我早知道了,我录下了他们下达命令时的录音,现在交给你保管。我出事了,你就用这卷录音带与蒋经国谈判。”
当时的“国安局长”汪敬煦派人到美国与张安乐谈判,“竹联帮”提出三个条件:
后来汪敬煦拒绝了这一系列谈判要求,迫使张安乐把录音带公布出来。
1984年3月,为救兄弟陈启礼,张安乐携带录音带,在洛杉矶公示:“江南案”后面还有更大的主谋。实际上,录音带里只记录了“汪希苓”下令刺杀江南的录音。
随后蒋经国被迫“弃车保帅”,将汪希苓逮捕,对外声称:“这是汪希苓的个人行为。”
同时放出绯闻,说:“汪希苓与江南的太太暗中勾结,所以这个案件属于情杀。”
最后张安乐抛出狠招,声明:“汪希苓实际上是受到蒋孝武的调遣,下令暗杀江南的。”
图|蒋经国
身心俱疲的蒋经国只能将蒋孝武送到新加坡,然后借《时代》周刊之口宣布:“蒋家永远不会有世袭的可能。”
尽管如此,在美国压力下,陈启礼等人依旧需要接受审判,随后入狱,为兄弟奔走呼号的张安乐,也被美国盯上了。
“江南案”后,美国警察以“贩毒”的名义,将张安乐逮捕。在法庭上,检方证人帮助美国政府作伪证,判处张安乐有期徒刑10年。
在狱中,他依旧保持乐观的心态。他说:“这十年我最大的收获,就是攻读了几个学位。”
在被他称为“冤狱”的岁月中,他攻读了会计、信息管理、心理、社会学等课程。迄今为止,张安乐拥有5个学士学位和两个肄业的硕士学历。
10年牢狱生涯结束后,1995年,张安乐被遣返回台湾省。
1996年,张安乐开始在台湾下海经商,利用“竹联帮”的影响力,创立韬略集团。该集团成立后,发展迅猛,很快成为了台湾数一数二的大企业,并将业务开展到了大陆。
张安乐本人也于当年10月赴大陆投资建厂,但这一去他就再无法以正常身份返回台湾省了。
一个月后,台湾当局通过《组织犯罪防制条例》,开始大规模扫黑。由于张安乐有“竹联帮”背景,他被指控违反条例,遂遭到台湾地区相关部门的通缉。
张安乐坦白:“我真不知道自己犯了什么法,突然就被他们要求回去自首,荒谬得很!”
之后的十几年,台湾省多次请求大陆警方配合,将张安乐引渡回去,但考虑到对岸没有提供有力的犯罪证明,大陆拒绝了他们的申请。
张安乐表示过,不回去自首与母亲有关:“我不愿意给母亲增添新的困扰,也不想回去被他们羞辱。在美国蹲监狱的10年,母亲多次打电话问能不能等到我回来。现在好不容易回来了,为什么要去自首,不理他。”
在大陆办厂的十几年里,张安乐在大陆的生意做得风生水起。他们公司生产的各类安全帽,远销海外。
因为回不去台湾,他把家安在了深圳。但他从未停止关心过台湾的大小事,更经常挺身而出。据说,那些曾经担任过“立委”的国民党或者民进党人士,到深圳的第一件事,都会专程去拜访张安乐,他也会热情接待,请他们谈一谈台湾的现状。
图|张安乐
张安乐十分关注台湾的政治走向,主要反映在为两岸和平统一发声。
他的统一主张,除了对邓小平提出的“一国两制”理念极为推崇外,还有“大哥”陈启礼的影响,陈启礼对他说过:“如果‘台独’在台湾有了市场,你必须要站出来与他们斗争。”
2005年4月,时任国民党连战访问大陆。桃园机场爆发蓝绿民众的激烈冲突,张安乐组织的“天使护卫队”首次现身。倒扁(陈水扁)时期,“天使护卫队”的任务,就是保护台湾著名的“倒扁斗士”施明德。
同年9月,在台湾“光复”六十周年之际,张安乐创建“中华统一促进党”并自任总裁,该党在台湾公开宣扬“一国两制,统一中国”,它是台湾第一个公开表明支持两岸和平统一的政党。
2010年,海峡两岸关系协会会长陈云林访台,独派团体甚嚣尘上,甚至派出汽车冲撞围挡的护栏。张安乐隔海号召、力挺陈云林,他通过电话和视频指挥、动员近2000人,举红旗、开游览车阻挡抗议民众。
张安乐说:“我只有一个目的,就是反对‘台独’。另外,有很多支持统一的人受到台独的威胁,所以我有必要去保护那些赞成统一的人士。”
张安乐的统一动机甚至被多层质疑笼罩,他的主张与理念在台湾只有少部分人支持。
为此张安乐表示:“我们选举是没有任何包袱的,唯一的目的就是促进祖国统一。我打算最近几年回台湾一趟,回去也是为了推进统一,不然我完全可以留在大陆。”
有朋友劝他:“在大陆过得很好,为什么要主动回去坐牢呢?”
张安乐说:“我认为自己没罪,回去后最好的结果是交完保释费24小时走人,最坏的结果是收押我两个月。”
2013年6月28日深夜,是他避居大陆的最后一个夜晚,记者打电话问他:“此时此刻,您最想说的一句话是什么?”
他在电话中沉默了几秒,回答道:“两边都是我的家,无所谓了。我已经这把年纪了,蹲监狱也无所谓。”
“您下飞机后打算如何面对岛内媒体呢?”
图|张安乐
张安乐曾经笑着说:“我一下飞机,就会高举自己写的宣传‘一国两制’的小册子,然后对警方说:‘我就是为了这个回来的,你们要铐就铐吧!’”
滞留大陆十几年,由于护照过期,台湾当局一直不愿给他办理入台证,每个单位都踢皮球。
2010年,张安乐母亲去世,他想回去奔丧,向有关单位申请入台证,一直拖到2013年3月才通过。
2013年6月28日晚上,上海市台商协会为张安乐举办了一个600人的晚宴,用来欢送他返台。在此之前,他还在上海召开记者会,高调表明自己促进和平统一的决心。
6月29日上午10点,张安乐从上海虹桥机场启程,飞往台北松山机场。
下午2点,张安乐乘坐的CA197航班平稳落地松山机场。不出所料,舱门一打开,台湾检察官就冲入机舱,将张安乐戴上手铐带走。
机场外,除了警察部署的600名严阵以待的警员外,还有中华统一促进党安排的20辆观光游览车在机场为张安乐接机。
在机场戴上手铐时,张安乐刻意将自己带来的一本具有政治意义的小册子,挡住被铐住的双手。这本小册子是他自己写的,名为《和平统一,一国两制——台湾人民幸福的最佳保证》。
他全程都没放下小册子,一直抵达台北检察院都没有放下来:岛内媒体认为,警方没有完全制止他,简直让这次的押解行动,成为了张安乐个人的政治表演。
期间,媒体采访他:“你举着这本小册子是有什么想法?”
“我知道他们会疯狂捕捉我手上的镜头,不过这样也是对我回来的一种宣传。”
“那你回来的心情怎么样?”
“很愉悦!”
数小时后,交完保释费并被限制出境后,张安乐重获自由。
图|张乐安
此后数日,张安乐密集接受媒体采访,并在电视节目中频繁露面,高调宣传“一国两制”。这位昔日的帮会大佬,与人辩论政治议题时,再无一丝火气,谁能想起他曾经的峥嵘岁月?
从南京到台湾,从台湾到美国,从美国到深圳,再从深圳返台湾,张安乐岁的一生过得纷繁别致。
已经70多岁的张安乐表示:“历史学的学历背景,让我能够从宏观的角度去看待问题。比如两岸问题,顺应自然,水到渠成,只要两岸经贸继续交流下去,经济状况好转,政治情绪就会趋于稳定,因为经济上的腾飞会带动政治的发展。”
他还说:“自己该经历的都经历过了,人生也够丰富了,在大陆有自己的事业,儿孙满堂,不管是事业、家庭,我都没有后顾之忧了。”